在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宏大实践中，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原创性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兼具理论紧迫性与现实战略性的核心任务。这一体系的构建，绝非意味着走向封闭，而是要在开放的国际与学科对话中完成理论自觉与学科独立的淬炼。其根本路径在于，将教育学知识深深扎根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以回答中国之问题、总结中国之经验为起点，最终贡献于世界的教育知识增长。

　　在开放比较中确立自主坐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遵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循环。这一过程始于一个清醒的“知己知彼”的认知基础。

　　“知彼”，意味着主动、深入地融入全球知识网络。这要求我们系统地辨析当今世界教育强国的理论脉络、制度特征与实践路径，从德国的思想性、美国的功能性到北欧的公平性模式中，汲取可资镜鉴的要素。国际比较研究不应止于现象描述，而应升华为方法论自觉，成为剖析教育规律、反思自身问题的重要工具。同时，“知彼”还必须面向广阔的多学科前沿。当代教育问题日益复杂，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深度交织。教育学必须具备“跨界”的胸怀与能力，主动吸收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在学科交叉处催生新的知识生长点，形成解释和解决复杂教育问题的复合型理论工具。

　　“知己”，则是更为根本、更具挑战的一环。它要求我们系统整理与创造性转化从孔子“有教无类”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丰厚思想遗产，让传统智慧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我们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直面并深度剖析中国教育自身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存在的真实问题、弱点与短板。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需要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但以标准化考试为核心的传统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创新素养培育不足、个性化发展支持不够的问题。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对此作出回应，它不能仅停留于理念倡导，而必须深入探究在中国现有教育资源与文化语境下，如何通过课程重构、教学方式变革与评价改革，系统性地重塑人才培养生态，并形成可操作、可推广的“中国式创新教育理论”。这种“对自身弱点的严肃审思”，非但不是自我贬低，恰恰是构建真正具有生命力、解释力和指导力的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唯有建立在真实问题与深刻自我认知之上的知识创造，才具有坚实的实践根基与独特的中国标识。

　　以体系性思维构建坚实理论大厦。自主知识体系之“自主”，核心在于其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中国特质，而非零散观点的集合。这要求我们超越对个别国外理论的移植或局部问题的回应，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自洽、层次分明、覆盖完整的理论大厦。

　　这一体系性思维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历史的纵深。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能够贯通古今，将数千年中华教育文明的精神脉络与当代实践有机衔接，需对“价值理念与知识传授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作出中国式阐述，从哲学、伦理学层面系统论证德育与智育、价值塑造与知识探究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建设目标下的内在统一性。二是领域的覆盖。它是一个涵盖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教育治理、教育评价、教师发展、终身教育等各分支的完整生态系统。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在宏观层面构建阐释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元理论，也要在微观层面构建指导课堂教学改进、学校管理优化的中观与微观理论。三是结构的层次。该体系应是覆盖从形而上的价值理念到中层的制度逻辑再到可操作的方法原则的完整链条，形成价值引领、制度支撑与方法赋能相统一的知识网络。如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在中国呈现出大规模、速度快的特点，但也伴随着数据隐私、算法公平、技术依赖及师生主体性削弱等风险，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形成超越工具理性、兼具技术洞见与人文关怀的“教育数字化学理”。

　　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中彰显普遍意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生命力，来源于并必须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的教育实践，以其超大规模、快速发展和深厚的文明积淀，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理论富矿”。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就是对这一伟大实践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知识提炼与理论表达。

　　这一过程具有对内与对外双重价值。对内的价值是为破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深层矛盾提供中国方案。教育评价改革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引擎。为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且个性化发展，国内多地推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评价内容全面，体现了评价的发展性、过程性和激励性原则。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对这些区域性实验进行严谨的学理评估，分析影响其成效的关键变量，从而提炼出具有全国推广价值的“发展性评价实施框架”。这些基于本土实践反复试错、验证而生成的知识，是驱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最直接的动力。

　　对外的价值是为全球教育实践提供参考。基于中国实践提炼出的概念、范畴、命题乃至理论模型，以及对“后发国家教育跨越式发展”“超大体系的教育治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创造性融合”等问题的中国解答，为全球众多寻求教育振兴的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教育学能否由“本土经验”升华为“世界知识”，关键在于其在研究方法论上能否“回到教育事情本身”，揭示出具有普遍性的教育规律与人本价值。当中国的教育故事能够被讲述为一种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教育挑战的深刻回应时，其世界意义便自然显现。

　　（作者系扬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吴智库研究员；扬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