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彼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学术话语权与大国地位之间的落差让不少学者感到焦虑——“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格局，似乎成了某种惯性。

　　十年后的今天，当记者走进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听到最多的词不再是“焦虑”，而是“自觉”。从“照着讲”到“自己讲”，从“解释中国”到“创新理论”——一场深刻的学术范式变革正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持续推进。

　　范式之变带来的更新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这十年最根本的变化，那就是学术自主意识的全面觉醒。”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对记者说。

　　这种觉醒，首先表现为一种“问题意识”的转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学界流行用西方理论框架来“套”中国经验：城市化、现代化、基层治理……概念是西方的，问题是西方的，中国的田野调查不过是给西方理论做“注脚”。如今，情况正在改变。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米莉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脱贫攻坚。这项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实践，如果套用西方福利国家理论，几乎无法解释——它既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也不是纯粹的行政动员，而是一种“精准识别、分类施策、五级书记抓扶贫”的系统工程。“当你发现西方理论不够用了，就必须自己动手提炼概念、构建框架。”米莉说。

　　这种“自己动手”的努力，最终凝结为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中国概念：社会运行学派、关系社会学、社会治理共同体、城乡融合发展……它们不是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修饰”，而是从中国大地上长出来的新知识。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谷鹏飞将这种范式创新的特质概括为四个“中国”——根据“中国语境”，总结“中国问题”，形成“中国方法”，揭示“中国价值”。“过去有人认为，‘中国性’就是‘地方性’，‘西方性’才是‘世界性’。这十年，我们正在打破这个迷思。”

　　在吴向东看来，范式创新并非单一维度的突破，而是问题意识转换、方法论原则重塑、概念体系革新、价值导向转变四大要素的系统联动。“它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集体的、深层的学术革命。”吴向东说。

　　在所有学科的范式创新中，中国古典学的探索尤为引人注目——它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古典学”时，是否一定要以古希腊古罗马为范本？202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申请的“中国古典学”，正式列入教育部普通高校专业目录，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这意味着，中国有了自己定义的“古典学”学科。“西方古典学侧重于古希腊、古罗马研究，由于文化传承的断裂，它们在方法上特别重视平行文本的历史语言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杨庆中向记者解释，但中国不一样，我们的文字发展一脉相承，文献传习古今贯通。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古典学模式，反而是对自身传统的割裂。那么，中国古典学走的是什么路？杨庆中总结为“入乎小学、参稽汉学、出乎大学、结穴于‘第二个结合’”。通俗地说，它以元典、经典、经典学为核心研究对象，既重视文字训诂的扎实功夫，又追求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把握，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命题相呼应。

　　这套路子的培养效果如何？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招收两届中国古典学专业本科生。与传统的文史哲分科培养不同，这些学生入学后先夯实文字文献基础，全面、无偏见地接触经典，再逐步对接文史哲学科范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一入学就被分科视角‘先入为主’。”杨庆中说。

　　有学者评价，中国古典学的兴起，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学术整体性的回归与自觉。它不拒绝西方古典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但不再以西方为尺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范式的主体性宣言。

　　如果说古典学的变革更多是书斋里的思想革命，那么社会学的范式创新则是一场从“纸上”走向“大地”的田野革命。米莉向记者梳理了社会学十年来的三大核心创新路径：问题导向的跨学科交叉融合、数智驱动的方法升级、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构建。“过去做研究，很多人是先找西方理论，再去找中国数据来验证。”米莉说，现在是反过来——先扎到现实里，发现问题，然后思考用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去解释它。解释不通，就自己提炼概念。

　　这种“反向操作”的结果，是社会学从“理论应用”走向“理论生产”。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等全国性纵贯调查持续深化，积累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追踪数据；大数据、社会计算、数字民族志等新方法快速普及，数字社会学、计算社会学成为前沿方向。

　　“以前我们说‘到田野去’，是一双眼睛、一个本子、一支笔。现在的‘田野’可能是几亿条微博数据，也可能是某个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生态。”一位青年社会学者对记者形容，“工具变了，但精神没变，还是要去理解真实的社会”。

　　这种真实导向，也倒逼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变革。米莉注意到，社会学领域已经开始将长期田野调查成果、政策咨询报告、数据库建设逐步纳入评价体系。“评价的核心不再是‘你发了多少篇论文’，而是‘你解决了一个什么真问题’。”

　　范式创新呼唤多元评价体系

　　学术范式的系统性创新，不仅重塑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更对学术评价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学术组织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院长邱均平认为，学术范式创新正推动学术治理从“成果计量”走向“知识创造”导向，传统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论文数量、期刊等级和项目层级的惯性正在被打破，新范式更强调原创性贡献、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推动学术评价重心从对既有成果的静态核查，转向对知识创新过程与实际贡献的综合研判。米莉补充道，在人才培养上，学术范式创新推动高校从“知识传授型”向“问题解决型”“创新生成型”转变，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本土问题意识与跨学科整合能力；在学术组织方式上，正从单一学科、个体化研究，转向跨学科协同、平台化组织与网络化合作，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组建的“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联合体不断涌现，深刻重塑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生产机制。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术范式创新带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邱均平表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正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小样本解释”迈向“大规模验证”，从经验归纳走向计算驱动，海量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智能模拟等方法，显著拓展了研究的对象、方法与边界。“AI+人文”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知识生产范式的深层变革，它推动人文学科突破传统的文本阐释，迈向“阐释—计算—验证”的融合路径，催生计算人文、数字社会科学等新兴领域。米莉同时强调，新技术在带来视野拓展、方法革命的同时，也伴随着技术依赖、数据伦理、理论悬置、价值弱化等挑战，“AI+人文”将会带来研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但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关怀、意义阐释、批判反思、理论洞见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必须恪守“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替代”的原则。

　　变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当记者问及当前范式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时，多位受访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词：评价体系。邱均平直言：“数量导向、短期导向的惯性还没有被根本扭转。”尽管“破五唯”已经喊了多年，但在不少高校，论文数量、期刊等级、项目层级仍然是职称评审、人才称号评定的“硬杠杠”。

　　“如果一位青年学者想做一个需要长期田野调查、五年甚至十年才能出成果的项目，他敢吗？”谷鹏飞问道。答案是：大概率不敢。因为考核周期短、容错机制弱，“安全研究”和重复研究就成了很多人的理性选择。而那些试图跨学科、创新范式的人，反而可能面临成果认定困难、资源获取受阻的困境。

　　“跨学科研究在资源配置、成果认定和职业发展上存在制度性障碍。”邱均平说。比如，一篇社会学与计算机科学合作完成的论文，算社会学成果还是计算机科学成果？发表在交叉学科期刊上，算不算“顶级”？这些问题的界定在实际中常常是模糊的。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学术话语权的代际结构。多位学者提到，在当前学术评审机制中，老派学者仍占据主导位置，而他们对新范式、新方法的接受程度不一。“年轻一代走学术范式创新之路，确实存在一定的未知风险。”谷鹏飞坦言。

　　不过，变化也在发生。邱均平建议，建立以原创贡献、学术影响和社会价值为核心的多元评价体系，探索代表作评价、长周期评价和同行评议的有机融合，鼓励“十年磨一剑”的原创深耕。谷鹏飞则提出，要完善代表性成果认定机制，适时更新专家库，建立有益于学术创新的专家退出机制。

　　道路越走越宽广

　　十年实践探索不寻常。受访学者们对下一个十年抱有期待，也保持清醒。吴向东认为，最关键的任务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集中力量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与命题。“要将对重大战略命题的经验总结与实践反思，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范畴和基础理论。”他同时强调，这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深入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为全球学术的当代发展贡献中国思想资源。”

　　米莉则用一句话概括了她对未来的期待：“问题本土化、理论世界化。”她解释说，中国学者要勇于从鲜活的中国经验中提炼出能回应人类普遍关怀的理念，并把它们做实、做深、做出理论厚度。

　　谷鹏飞期待未来能有更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生态：“范式创新本质上是探索性的，不能要求每一条路都走通。要给年轻人试错的空间。”邱均平从制度层面强调，还需进一步深化学术评价改革，打破学科壁垒，培育稳定的交叉研究平台，减少单一指标依赖。“‘五唯’要破，更要立——立什么？立原创贡献、立社会价值、立长期影响。”杨庆中则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保持信心：“目前我们正在朝着一级交叉学科的方向稳步推进。这扇门打开了，路就会越走越宽。”

　　十年，在学术史中不算长，但足以见证一场深刻的转向。从“以西释中”到“以中释中”，从“纸上文章”到“大地文章”，从“论文驱动”到“问题驱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经历一场从知识引进到知识生产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远未完成。评价体系的惯性、学科壁垒的顽固、创新容错机制的缺失，都是现实中的“硬骨头”。但方向已经明确，共识已经形成。

　　正如受访学者所言，我们这一代学人，赶上了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时代。如果我们的学术还是跟在别人后面走，那真的是辜负了这个时代。下一个十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能否成为新范式的策源地？答案写在每一份深入田野的调研报告里，写在每一个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的原创性概念里，写在年轻学者走出安全研究舒适区的勇气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 张苹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