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顺应时代的呼唤，呈现出从过去的随机性引介、评析与接纳，向自主性选择、批判性反思、互鉴性对话的范式转型，研究者的主体精神与本土意识显著增强，其间体现出了“新拿来主义”精神。

　　本土立场与外国文学研究的

　　理论引领

　　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过于追随国外理论的现象有了显著改观，理论探索与运用的自主意识与本土立场得以凸显。学术界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史基础上，对西方现当代文学及诸多重要理论、概念、术语、方法作出反思与评析，力图以中国立场揭示外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提炼、总结基本原理，彰显了本土学者在与世界文学对话中的主体立场和话语创新。外国文学研究逐步完成了从“西学引介”到“东学构建”的转型，并从“全球人文”的高度提出了“世界诗学”体系的理论构架，不断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出 “中国声音”。比如有学者以外国文学研究为基点，原创性阐发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系统理论，提出了“文明三阶段论”“伦理选择论”“伦理身份”“伦理环境”“脑文本”等一系列基本理论与术语，揭示了文学的“道德本源”特质，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并具有显著的国际影响。

　　文学叙事学理论研究也体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有学者提出“双重叙事进程”的新观点，将研究对象从文学分析拓展至翻译、跨媒介传播等领域，成为中国叙事学的标志性成果。有的研究者致力于构建“中国叙事学”理论，倡导“叙事学的中国进程”，在感官叙事、物叙事等研究中突破了西方叙事理论的阈限，搭建起独具特色的中国叙事学理论框架。还有研究者聚焦非自然叙事学与AI叙事研究，将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视野拓展至人工智能文学研究，认为叙事再现的已不仅是人类经验，还包括机器等非人类经验，呼吁在此背景下重新思考人机关系。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者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

　　文明互鉴与“重写文学史”的

　　新境界

　　从文明互鉴理念出发“重写文学史”，彰显新时代我国外国文学史书写的新境界。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史”，不仅意味着从不同时代立场审视与重构文学史，更意味着从不同民族立场对文学经典的重估。对外国文学之原初性经典的生成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再生成”研究，成了文学史“重写”的新视角。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突破了传统的“静态审视经典”局限，将焦点转向“动态考察经典如何生成与传播”，借以证明文学经典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文化传统、审美与伦理需求中“生成”的；同时，经典的生命力系于“传播”——翻译、改编、跨媒介转换的过程中获得“再生成”。与之相仿，有的学者从本土立场出发，以一种强烈的“反思”精神审视西方文学思潮，对曾经在我国文坛产生过深度影响的诸多文学思潮作了再阐释、再界定，以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廓清了对西方文学思潮发展史的认知。

　　从区域国别角度展开文学思想与理论之历史演变的研究，也是“重写文学史”的一种不同实践。近年来，对20世纪美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突破。研究者以广阔视野整合、吸纳了传统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概念与理论，并从美学、哲学、政治、文化、宗教和道德层面对其予以深度阐释，揭示美国文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特点，体现了我国美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在英国文学史研究方面，“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可谓另辟蹊径，以“文化观念”演变为背景和线索，通过文学典籍考据与细读，阐发英国文学思想观念的演变，把英国文学史的“重写”推向了新境界。

　　全球史观与文史互通的

　　文学研究新格局

　　从全球史观出发，以文史互通理念展开外国文学研究，形成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研究者将外国文学置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揭示了历史进程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超越国别文学界限，以全球史视野将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阐释了历史变迁与文学再现之间的内在逻辑。比如，我国学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系统阐述英国文学中的共同体思想，以全球视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审视英国文学，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的新认知。

　　在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有学者强调回到历史文化现场，融通文学、语言与史学，构建“文本—历史—观念”互证的阐释体系；将希伯来文学放回“古代地中海文化圈”这个更大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考察，认为希伯来文学并非孤立地发展，而是在吸收两河流域、埃及、希腊等多元文明影响后，最终超越这些文明从而形成自身特质。这既是追溯西方文明的“源”，也是更好地把握其对世界文学影响的“流”。也有学者突破既有的西方文学“两希”中心说，通过对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的系统梳理，重新界定“拜占庭文学”的概念和范畴，强调其作为古代与中世纪、东方与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独特载体的价值，揭示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和桥梁作用。还有学者对大洋洲文学展开系统研究，以跨文化视野审视了大洋洲社会与文化格局的多元、混杂与动态结构及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展现了不同文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国别文学研究之间搭建了桥梁。

　　全球南方视角与

　　世界文学版图重构

　　正是基于全球史理念，“全球南方文学”受到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文学的兴起，是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与后殖民语境中，对长期主导世界文学话语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回应。作为源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文学实践，全球南方文学不仅呈现了殖民创伤、文化压迫、社会不平等等复杂历史经验，更在美学形态、叙事策略与思想资源上持续生成具有颠覆性和创造力的理论价值，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文学格局。

　　非洲文学是南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国内非洲文学研究长期依赖西方后殖民理论的现状，我国学者提出了“非洲性”“异邦流散”“本土流散”“殖民流散”“宾土流散”等概念，为理解非洲文学的内在特质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观念的分析视角与研究框架。有研究者从后殖民与世界化双重视角研究非洲法语文学的发展史，把非洲法语文学定位为世界法语文学的“南方”，在世界文学框架中重新界定了法语文学的地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从文明冲突与互鉴、文化抵牾与融合、文学发生与传播诸方面深入探究加勒比文学，可谓我国全球南方文学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总之，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以对话互鉴、开放包容的姿态，站在全球文明新基点上重构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格局与范式，既体现出鲜明的主体精神、时代特征与民族意识，又具有显著的全球性比较视野与人类意识，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