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文科建设的不断推进，文科须做跨学科研究正在成为基本共识。近年来，一大批跨学科研究成果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然而，尽管当下文科的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但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却并不尽如人意，真正打破学科壁垒的文科代表性成果依然少见。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研究者的认知框架相关，也受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影响。出于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研究者容易把学科边界视为知识的应然分界，将本学科的概念和规范奉为圭臬。同时，当前的知识生产主要由小范围专业共同体在单一学科内部依托院系（所）建制完成，而同一个专业共同体还拥有学术评价权和学术资源分配权，这就难免使研究问题、合作对象和成果形式高度屈从于既有学科范式。既然制度“奖赏熟练的重复”，研究者当然更愿意去探究那些本学科同行认可的问题，而无须顾及相关研究是否有现实对应性。

　　必须承认，知识生产要在狭小的专业共同体内部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专业共同体是现代学科体系的核心构成，它的本质是知识领域的社会分工。这一分工构建了更为确定的成长模式、纠错机制和评价体系。正是这样的专业学科体系，陪伴着人类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

　　然而问题在于，分科有合理性不等同于分科无条件正确。当下，文科倡导跨学科研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对象的来源是现实世界，而非某个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与以往相比，知识生产更多地由生活应用场景驱动，而非在单一学科视域下由概念阐述和理论推导完成。吉本斯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中提出，应用场景中主体增加，对知识的需求和评价标准变得多元，知识生产的逻辑应随之改变。今天的诸多研究问题，如算法治理、数据伦理、公共卫生、人口老龄化、国际秩序等，都并非某一学科的专属问题，而是科学技术、文化心理、法律制度、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等多维度交织而成的复合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如果还像以前一样从单一学科出发去研究，就只能是管中窥豹，仅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下，文科研究的传统范式面临重大挑战。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为代表的传统文科研究，其主要优势体现在对既有学科文本的阅读、记忆、整理、转述、翻译和阐释上。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最为擅长的就是高密度文本劳动，它调用文本的数据量更大，提取更为精准。传统文科训练及其赖以生存的学术能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贬值”为可被外包的流程能力。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为文科的跨学科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等新技术，以往分散在不同学科、难以互通有无的文本，现在可以被有效关联，甚至融合为新的研究对象。语义建模、自动编码、跨模态分析等方法，使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的信息与组织成本大为下降。这并不是说，新技术的应用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体现。相应地，技术赋能并不等同于跨学科研究。但不可否认，它为多学科协作提供了巨大便利。

　　在这一背景下，文科特别需要反躬自省。某些理工学科也许具有高度封闭的学科特征，文科则天然接近复杂的人类世界。有比较专门化的数学问题，也有相对清晰的物理问题，但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文科问题是某个单一学科的问题。以自我同一性问题为例，乍一看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一旦深入追问，就会发现它还是一个心理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法学问题和神经科学问题。文科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变化着的，文科天然就具有跨学科性质。当今的新文科建设如果缺乏这样的学科意识，就很可能只是在为旧的分科体系披上新的技术外衣。文科真正的危机，是离学科太近，离现实世界太远。

　　面对跨学科研究的时代潮流，我们既应该承认以往分科的合理性，又应该把分科作为暂时性的工作假设，而不是终极边界。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工具箱，重要的是运用这些工具解决现实问题。新文科建设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把不同院系（所）的研究者外在地拼合在一起，各自做着从前的研究，而是要重塑问题意识，不断形成新的方法论视野，重构证据结构和评价机制，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真问题。

　　更一般地，跨学科是一种本源的态度。只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更接近真实的世界。世界首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后才由人的认知划分为不同对象，这些对象又被归入不同类别，进而形成了不同学科。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概念词汇都只是对整体世界的区分性表达，而不是世界的真实样态。因此，如果把某种理论、某条学科边界当成固化真理，就必然落入弗兰西斯·培根所谓的“剧场假相”。跨学科研究面向的，不单是学科，而应是现实世界。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