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并非天然固定的概念，而是在古今演变、中西对话中不断生成的知识谱系。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史书写在“单数文学”的固化认知中前行，亦面临以西律中、古今错位的困境。为探寻“文学”概念的源流嬗变，记者采访了《中国“文学”的渊源与系谱》的作者、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来明。

　　内涵随时代呈现复杂多元的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网：是怎样的契机让您深耕“文学”概念的古今演变与中西对接的？

　　余来明：近十年我持续思考“中国文学史书写应当叙述什么样的‘文学’”。研究中我愈发认识到，梳理“文学”概念的古今脉络、探究其中西对接的过程，是破解文学史书写难题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提出“复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多重现代性”，该核心观点如何确立？能为当下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哪些启示？

　　余来明：长期以来，国内文学史书写与作品选本传播，让学界逐渐形成趋同认知，默认存在一个内涵固定、边界清晰的“单数文学”范畴。百余年的文学史叙述中，早期关于文学对象、性质、边界的多元探讨被单一框架遮蔽。这种固化认知简化了文学脉络，限制了研究视角。

　　近年来，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陆续译介传入。海内外学术的碰撞，让我意识到传统“单数文学”的局限，进而思考：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中，本就存在多种形态、多重内涵的“文学”。“复数文学”的视角由此萌芽，并关联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面向。

　　同时，现代“文学”概念本身存在内在矛盾。看似边界清晰的分类体系，不断被日记、书信、通俗读物等“边缘文本”，以及非专业写作的跨界创作冲击。这让我确信，“文学”不是单数、封闭的，而是复数、开放的。基于此，“复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多重现代性”这一核心观点最终确立。

　　其启示主要有：第一，打破认知桎梏，重构多元研究视野，推动学界跳出固化框架，关注被边缘化的文学形态与文本；第二，强化问题意识，引导学界重新审视文学史书写的根基，重新思考如何定义“文学”、如何选择入史文本，在多元对话中让文学史更贴近文学真实，实现与世界学术的互鉴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网：古典“文学”概念，核心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文学”观念有何本质差异？

　　余来明：古典“文学”最核心的特质，是它作为知识类型与才能特征的属性。它最初是孔门四科之一，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既指特定知识范畴，也指代具备此类知识与才能的群体。

　　“文”“学”二字的含义随时代演变：“文”可指文章、文艺、文献；“学”可指学问、学术、学科。先秦《墨子》将“文学”与“言谈”并举，指文字记载的内容；邢昺认为其包含“文章”与“博学”；范宁则将其界定为对上古原典的学习、传承与阐释。

　　与今日“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是专指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审美性艺术门类；而古典“文学”范畴更宽泛，核心是知识与才能的表征，并非专指审美性文学作品，内涵随时代呈现复杂多元的面貌。

　　在知识分类体系中的碰撞错位与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何要辨析“文学自觉”与“文的自觉”？这一辨析对梳理古典文学脉络有何意义？

　　余来明：辨析二者的核心意义，是厘清现代与传统“文学”观念的本质差异。“文学自觉”是现代影响深远的文学史观念，学界对其发生阶段的争议，本质是现代观念下对古典文学的认知分歧，且容易将古典文学简化为诗歌、辞赋的线性演变，存在认知局限。

　　而“文的自觉”所依托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有传统根基，却也受现代文学观念渗透。二者的辨析，能在古今中西对照中穿透观念遮蔽，认清文学观念对历史认知的建构性。厘清这一概念，能打破现代“文学”的单一框架，避免以当代标准裁剪古典文学；同时还原传统“文”的多元内涵与时代特征，精准把握各时期优势文类的生成逻辑，理解古典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让古典文学脉络梳理更贴合历史本真。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方“literature”传入并完成本土化的关键节点是什么？近代士人如何实现概念对接？

　　余来明：明末清初传教士已用“文学”描述欧洲学术，但仍指广义学问；19世纪传教士著译建立了“literature”与“文学”的翻译关联，内涵仍游移于传统学术与西方文科之间，未形成现代学科边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学者在现代大学体系与辞书编纂中，系统将“literature”与“文学”固定对译，赋予其现代学科内涵，这一“净化”后的概念反向输入中国，取代了传统“文”的泛化指涉，完成现代“文学”概念的本土化。

　　本土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晚清早期，魏源、王韬等通过传教士著译与旅日见闻初步感知新概念，仍未区分传统词义；19世纪70年代后，黄遵宪、傅云龙等旅日学者，注意到日本对译用法，意识到其指向诗歌、小说、戏剧的新范畴；20世纪初，清末学制改革中，士人主动引入日本学科体系，将其纳入京师大学堂等分科框架，同时以《文心雕龙》、诗文评等本土文论填充内容，最终融合成兼具现代分类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

　　借鉴现代书写方法的同时还原历史原貌 

　　中国社会科学网：“文学革命”对现代文学观念的核心贡献是什么？它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

　　余来明：最核心的贡献是颠覆传统文学观念体系，以“活的文学”为旗帜，完成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转型，建构现代中国文学新传统。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变革方面，确立白话文学正宗地位，打破文言书写垄断，让文学成为国民共享的精神资源；价值重构方面，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让文学从载道工具、消遣品变为表现与改良人生的严肃事业；边界重塑方面，提升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地位，形成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现代文学分类格局。

　　其影响，一方面，催生白话文学创作繁荣，奠定现代文学学科框架，培育新式文学生产传播机制，开创“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以文言/白话、死文学/活文学的二元对立简化传统，过度强调文学的工具属性，为文政纠缠埋下伏笔；“纯文学”边界也让文学脱离广阔文化视域，走向专业化狭隘。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文学”历史书写存在“错位与困境”，核心原因是什么？当下如何规避？

　　余来明：核心原因是观念的根本性断裂，以西方现代“纯文学”为基准的书写范式，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事实无法兼容。

　　晚清以来，西方“纯文学”概念取代传统“文章博学”的广义文学观，导致文学史叙述以西方标准筛选中国文学事实，遗漏诏、令、制、诰等传统文体，又出现学术、史学内容混入文学史的混乱，形成“以西律中”的错位。同时，“文学”文体界定不统一、文学史分期被政治朝代绑架、以当代观念重构历史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困境。

　　规避路径主要有三点：厘清古今内涵，摒弃单一西方标准，尊重传统“文学”原生范畴，纳入多元传统文体。优化分期逻辑，兼顾政治框架与文学自身演进规律，聚焦文体兴衰、思潮演变的内在逻辑。立足中国文学独特性，借鉴现代书写方法的同时还原历史原貌，让文学史兼具学术规范与真实全貌。

　　中国社会科学网：回到本书主旨，在文学研究中，梳理概念渊源与系谱究竟有何意义？

　　余来明：第一，破除思想禁锢，揭示“文学”概念在中西交流、翻译、论争中动态生成的历史，让我们认识到文学观念是历史建构的产物。第二，解释研究困境，厘清“文学”从“文章博学”到“纯文学”的意义转变，为文学史书写的断裂与错位提供根源解释。第三，强化方法论自觉，提醒学界在理论建构、批评与书写中，明晰核心概念的历史积淀，在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基础上，实现文学研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明海英 通讯员 刘心然/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