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书房里只有台灯昏黄的光圈。合上书的那一页，指尖还停留在“实践”这个词上。窗外是城市沉睡的轮廓，而我分明感到，某种东西正在词语的缝隙间醒着。这就是读书的奇妙之处！尤其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每一次阅读，都像是一次闯入词语密林的探险。

　　我们常常以为，读书就是翻开书页，让文字流入眼睛。但真正的阅读远为复杂——它是一场在符号丛林中的辨认，一次与历史遗留下的思想碎片的遭遇，更是一种在理论迷宫中寻找现实出口的精神劳作。

　　记得当年读《资本论》第一卷中那些关于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的论述，初看时只觉得这是一个个由抽象概念构成的严密体系。马克思以显微镜般的锐度，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形式。我一度沉浸在概念的推演中，以为这就是理论的全部。直至后来带着书走进工厂，在轰鸣的机器旁与工人们交谈，在流水线的重复动作中看到“抽象劳动”的真实肉身，那些沉睡在纸面上的词语才忽然站立起来：它们不再是铅字，而是活生生的社会关系。从那以后，我读书的方式变了。我不再满足于“读懂”，而是开始“辨认”——辨认每一个理论范畴背后隐藏的现实图景，辨认每一段论证深处未曾明言的历史前提，辨认那些被学术语言层层包裹着的、来自生活世界的原始冲动。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尤其需要这样的辨认。它们不是书斋里的冥想产物，而是介入时代、回应现实的战斗记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用“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描述革命借用过去“亡灵”所导致的历史悲剧——这哪里只是修辞？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最生动的阐释，是对意识形态幻象最深刻的揭露。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那些关于曼彻斯特贫民窟的细致描绘——这哪里只是调查报告？那是让理论从抽象回归具体的见证，是一个哲学家在词语的密林中为无产阶级开辟言说空间的努力。

　　辨认从来不易。词语的密林里，有太多迷雾。大量精致的学术概念像层层叠叠的枝叶，遮蔽了真理的天光；市场逻辑把经典著作包装成“精神消费品”，让“批判的武器”沦为书架上的装饰。真正的阅读者，必须像地质学家那样，穿透表层的沉积岩，找到思想矿脉的走向，这个读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地平线意识”的训练。现象学家胡塞尔认为，每一个意识行为都有自己的“视域”。在我看来，阅读恰恰是要在词语的密林中，辨认出那条“实践的地平线”，即理论得以产生、问题得以提出、答案得以检验的现实生活世界。

　　这条地平线，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划定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读一本书，真正重要的是追问：这些思想是从什么样的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它又在呼唤着怎样的实践？

　　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时，我常常感到一种奇特的时空折叠。那些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描述，分明是在窑洞的油灯下、在战火纷飞的间隙、在总结无数次失败与成功经验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思想结晶。它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战场上的哲学、土地革命中的哲学。读这样的文字，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理解“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更要辨认出这逻辑背后那支翻越雪山的队伍、那片被土地革命唤醒的乡村、那个在血与火中摸索道路的民族。这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阅读：它既尊重文本，又不把文本神圣化；它强调理论，却始终以实践为最终旨归；它可以在词语的密林中深耕细作，却时刻不忘抬起头，望一望地平线外的天空。

　　曾有人问我，你读得最多的是哪本书？我想了想，说不上来。因为真正的阅读从来不是孤立的。读《资本论》，就不能不读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不能不了解施蒂纳、费尔巴哈；读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就必须追踪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技术革命的最新进展、社会运动的最新形态。阅读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意味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更远的地方眺望。而眺望的终点，永远是实践的地平线。

　　现实中各类书单、读书活动铺天盖地。在这个被符号与信息包围的时代，读书似乎从未如此便利，却也从未如此容易被异化为消费行为。读得越来越多，思考却未必越来越深；书架越来越满，与现实的联系却可能越来越弱。在这个意义上，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读书观，就是重申一种精神劳动的本真状态：读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是为了积累谈资，更不是为了兑换晋升资本；读书是一种生命投入，一种对真理的追寻，一种在理论武装中准备介入现实的精神准备。

　　夜深了，我重新翻开书页，在词语的密林中继续我的辨认。密林之外，是即将到来的黎明；地平线上，是等待被改变的世界。每一个真正的阅读者都应知道：书页翻动的声音，是思想在生长；而思想生长的全部意义，在于最终走出词语的密林，走向那条实践的地平线。在那里，解释世界的人们，终将与改变世界的人们相遇……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