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在同一日长眠，却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不朽。这一天，亦是纳博科夫、莫里斯·德吕翁、拉克斯内斯等多位文学家的生辰。自此，4月23日便与阅读紧紧相连，成为人类世界的一座精神坐标。

　　每年世界读书日，当书店与图书馆纷纷推出琳琅满目的书单，当社交网络上“阅读打卡”的热潮此起彼伏，我总忍不住停下来，回望那条自己与书籍之间蜿蜒流淌的岁月长河。阅读，这一被赋予太多光环的行为，在当代社会的喧嚣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塑造“我”这个读者的存在？

　　童年时，书籍是奢侈品。父亲为我订了《小朋友》杂志，而作为画家的他，为自己订的是《连环画报》。《小朋友》是我童年时的密友，它用童谣和张乐平笔下的三毛的故事为我平淡的岁月涂上一层想象的亮色。但我更迷恋父亲的《连环画报》，因为那里藏着一整座文学的丛林——鲁迅的《伤逝》、司汤达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都让我在画格间屏住呼吸。那时的阅读，不求知识、不求成长，只为沉入故事的快乐。如今想来，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阅读，在我心中悄悄埋下了感知美好的种子。我曾天真地以为，读懂了这些书，便读懂了生活。

　　青春期的阅读，则带着探索的兴奋。在学校图书馆里，最令我着迷的，是老舍笔下的幽默与锋芒。《老张的哲学》《二马》《赵子曰》便是那时读的。老舍的文字像一扇意外的窗——“老张平生只洗三次澡……”一下子把人勾住；《二马》里更是金句频出：“中国人的事情全在面子底下蹲着呢……”在这些不循常规的经典中，我试图寻找精神的坐标。书籍，成了我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的棱镜。

　　进入大学后，广泛阅读成为一个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离骚》到《堂吉诃德》，那些无拘无束、不带功利的阅读，陪伴了我大把的青春时光。彼时，“读书无用论”“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广为流传。我也曾在卡夫卡式的现代人的困境中彷徨，所幸有书为伴，在内心的左冲右突中，寻得一方安顿自我的天地。

　　研究生阶段，我专攻元明清戏曲小说。从《窦娥冤》到《牡丹亭》、从《三言二拍》到《红楼梦》，我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敛、含蓄与诗性深深折服。《桃花扇》里那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让我久久沉吟——寥寥数语，道尽世事无常。

　　阅读与生活，开始在彼此间相互映照：阅读拓宽生活的广度，生活挖掘阅读的深度。正如杨绛先生所言，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我爱书，从骨子里——结婚时，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一套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

　　如今，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习惯正被悄然重塑。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碎片化信息，让我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长久安放于纸质书页，这种数字化阅读带来的思维变迁，令我时常自问：当刷着微博热搜、浏览微信公众号文章时，我是否真的在阅读？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获取与深度阅读一本经典，对心智的塑造究竟有何不同？

　　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写道：“我们阅读以理解世界，我们阅读以理解自己。”真正的阅读，从来不是被动接收信息，而是与文本的积极对话。当我沉浸于一本好书，便仿佛置身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交谈——与作者、与书中人物，也与内心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而这场对话的深度，又取决于我代入其中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感悟。年轻时，我用书中的故事去想象生活；如今，我用生活的体悟去解读书籍。

　　面对数字技术的浪潮，我并未全然排斥电子阅读，而是试图寻找一种平衡。通勤途中，我用手机读轻松的散文；夜深人静时，我依然会捧起纸质书，在台灯温暖的光晕里，沉入深度阅读的宁静。我渐渐明白，关键在于保持阅读的对话性——无论载体是纸是屏，只要能促发思考，能与文本产生真正的互动，便是有价值的阅读。

　　世界读书日提醒我们，阅读不只是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一种存在的方式。透过书籍，我们与古往今来的思想者对话，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遇，也得以更深地照见自己。

　　或许，世界读书日的意义，并不在于号召人们多读书，而在于提醒我们：保持深度阅读的能力与习惯，是一种对自我精神的守护。翻开一本书，我是在参与一场延续千年的对话——与那些曾经活过、思考过、感受过的灵魂相遇，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和重塑那个被称为“我”的存在。

　　杨绛先生的那句话，如今已成为我理解阅读与生活关系的箴言。年轻时，我们以为书籍是生活的说明书，读懂了书，便能避开生活的暗礁；走过半生才明白，生活才是阅读的启蒙课，只有真正活过、痛过、爱过，才能在书页间听见那些沉默已久的回响。

　　在书页之间，我找到了通往世界的路，也寻到了回归内心的渡口。而这，或许便是阅读赠予我最珍贵的礼物！

　　（作者系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