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地方志工作”。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浩如烟海的志书典籍重构为可计算的知识空间，中国地方志事业正迎来重要机遇。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戴思哲（Joseph Dennis）是一位长期以明代地方志为核心史料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初次与他交流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和而充满好奇心。他的语调平缓、从容，从不急促；但当谈及自己主导的数据库项目或地方志在理解明代中国历史宏阔进程中的价值时，他的眼神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芒。

　　如何看待地方志在理解古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独特价值？在数字人文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以地方志为代表的微观史研究又将如何回应宏观历史的追问？在这次访谈中，戴思哲分享了他与中国结缘的意外之旅——从法律工作者转向历史学者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微观史与宏观史的思考与对当下人文学科困境的关切。最重要的是，他强调，学习历史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当下，如何以更有责任感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因缘际会的中国研究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初是因何契机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在多年的学术探索中，您对明史研究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戴思哲：我对中国的兴趣起初源于个人原因。我在大学时认识了我的妻子，当时她已经学习中文四年，毕业后想去中国看看。她的热情感染了我，让我也开始学习中文。20世纪80年代，她在大学里结识了一位来自南昌的中国访问学者。中国改革开放不久，我们有机会前往中国。1987年，一位土木工程系的教授邀请我们到华东交通大学教授英语，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

　　回到美国后，我一开始从事法律工作，而我的妻子成了一名记者。我加入了一个由三位专攻明史的教授组织的读书小组，他们的学识和热情深深吸引了我。就这样，我开始边做律师边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原本的业余爱好，逐渐变成了学术追求。这个职业转变让我意识到自己非常热爱研究历史，因为这是一段不断发现的旅程。

　　这些年来，我对明史的理解也在不断演变。历史学者总在面对新的史料与研究框架，我们的任务是不断反思和吸纳这些新知识。这个领域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四五十年前，学术界更多关注制度史以及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三四十年前，性别史开始受到重视；十多年前，郑和下西洋以及明朝与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交流引起了更多关注；而近年来，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正在变得愈发重要。我刚开始从事明史研究的时候，学术界研究清史的学者更多，而如今，随着研究资金的增加与新视角的引入，明史正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吸引年轻学者的领域。

　　微观史是理解宏观历史的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兼具行政与社会功能的文本，地方志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戴思哲：地方志是研究地方社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相比之下，清代的司法档案保存较为完整，为研究清代地方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明代的案卷多已散佚，使得地方志的研究价值尤为突出。除了文集、笔记等史料外，地方志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地方如何组织与运作的独特窗口。它们记录了地方官府与士绅如何合作兴办学校、修建庙宇等，展现了官民的互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是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当然，任何史料都有其局限。例如，地方志往往会罗列庙宇，但鲜少涉及宗教实践或信仰内容。尽管如此，它们所包含的地方细节，常常在区域史、跨国史乃至全球史的研究中被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志促使历史学家提出关键问题：在文献中我们能信赖什么？它能可靠地反映哪些地方社会的状况？又最终能让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社会的哪些方面？正因为如此，地方志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研究明代印刷文化和地方志，对当代学者和读者有什么重要意义？

　　戴思哲：研究明代的印刷文化和地方志，在现代依然非常有价值。它们能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理解一个社会是如何组织知识的，以及人们是如何与世界互动的。五十年前，学术界更多关注外交史，但时代在变，历史研究的重点也在变化。政府和研究机构有时会推动某些研究方向，比如现在美国就在淡化对种族史和性别史的研究，这也说明研究主题总是随着时代起伏。尽管如此，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认真去理解和看待其他文化，始终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课堂上经常看到，一些将来可能从事科学或技术工作的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历史，对当下世界和政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可以为他们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而且，总会有人试图重新解读历史，甚至曲解它。研究印刷文化和地方志，就能让学者从微观角度去观察事件、验证观点，也能抵制那些不准确或过于简单的说法。正因为如此，通过这些文献理解明代社会，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也为我们提供了工具，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并负责任地看待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经常聚焦非常具体、地方层面的史料。您如何看待这种微观史与宏观史或全球史的关系？

　　戴思哲：我对那些做宏大、笼统论断的历史学家常常保持怀疑。想要精通他们研究区域的所有语言和史料几乎不可能，这就存在一个风险：有些研究很可能过度依赖他人的成果，而没有充分接触第一手史料。相比之下，我的研究更偏向微观：通过考察明代地方志或明代印刷文化这样的地方史料，我们可以扎实地了解具体的社会和实践。

　　当然，提出一些宏大的问题也是有意义的。但问题在于，有时会试图把史料硬套进一个大的理论里。但任何有价值的大规模论证，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细致的研究基础之上。举例来说，我最近研究的《息讼歌》——流行于明代民间关于止讼的民歌——就能让我们了解明代的识字情况：谁在阅读、人们如何了解诉讼，以及印刷文化和口头文化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想真正回答全球性问题，比如识字何时成为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学习方式，就不能跳过这些基础的微观研究。微观史提供了构建更大历史图景所必需的基石，使宏观史既准确又有意义。

　　人文学科走到十字路口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期有媒体报道，许多西方大学都在经历人文学科的衰退。您认为这种趋势会如何影响汉学或中国历史的研究？

　　戴思哲：现在，很多西方大学的人文学科确实面临挑战。资金削减和政治压力让学术环境变得不太稳定。相比之下，医学等专业学院通常有比较稳定的资金支持，人文学科更多依赖灵活资金、私人捐赠和学校的优先安排，这些都会随着经济情况波动。我所在的大学，人文学科还没有被取消，但招聘速度放慢了，研究生招生也减少了，在一些州立小型大学，甚至整个项目都被裁掉了。

　　展望未来，我觉得人文学科可能会更集中在某些高校里，而不是消失。很多领域的专业人士，都能从理解历史和文化等背景中受益。如果缺乏对全球知识的了解，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举个例子，政府削减了对一些外语和区域研究项目的资助，包括我们的东亚研究中心，这限制了学生学习外语的机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真正关心的问题。如果领导者和决策者缺乏历史和文化基础知识，就有可能作出错误甚至危险的决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持人文学科的稳定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21世纪，新的数字技术和工具正在迅速发展。您认为这些技术是否能为人文学科带来新的转机？它们能在研究方法、学术发现或学科发展上产生怎样的影响？

　　戴思哲：新的数字工具正在改变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让学者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历史材料。举个例子，我主持的“Books in China”数据库项目收集了明代县级公立学校和私人藏书的数据。通过追踪书籍的流通情况，我们就能看到人们在读什么书籍、哪些思想或书籍受欢迎。例如《教女遗规》这本书，通过数据库的搜索和地图功能，我们已实现它的地域分布可视化，并有一些新发现，比如有一位地方官员会把书捐赠到自己任职的各地，所以地图上就形成了明显的集中区域。

　　这种分析让我们能够洞察过去社会和文化网络的细节，而这些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几乎不可能发现的。展望未来，这个数据库还可以扩展或改造，用来研究其他书籍、地区或识字模式。总的来说，数字工具让我们能够在微观和宏观层面提出问题，把微观研究与更广阔的历史理解连接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