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中国古代在长期的国家经济治理实践中涌现出一批卓越的理财家，围绕赋税、盐政与财政管理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凝练出内涵丰富的理财思想。在这一历史脉络中，唐代刘晏的财政改革与理财实践，对唐中后期财政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财政治理的思想智慧。

　　“养民为先”与经世理财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他身处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交织，国家财政困窘，“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财政体制紊乱。在此背景下，刘晏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整顿财政的改革举措。刘晏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民本理念为基本出发点，体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治理取向。在刘晏看来，国家财政的充盈应建立在民生安定与人口繁衍的基础之上。《资治通鉴》记载，“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主张人口增加与生产发展能够扩大税基，从而实现“下富则上富”的财政逻辑。因此，在理财实践中，刘晏始终将养民置于优先地位，主张通过发展生产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反对横征暴敛。他指出，“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强调国家治理应以稳定生产、减轻扰民为原则，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从而形成“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的良性财政关系。

　　二是以商品经济原则来处理国家财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刘晏是少有的以商品经济原则而尽少借助封建权威来处理国家财政的思想家。在财政收入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管子》和桑弘羊的扩大经济收入、相对缩减强制租税的理财思路，将财政增收的重点转向盐利和常平事务，通过商业化经营方式获取财政收益，而非单纯依赖行政性专卖与强制征敛。其盐政改革提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即以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商品为征课对象，使税源广泛而稳定，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实现“广收薄敛”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已触及商品需求弹性的思想。同时，他在盐务经营中采取寓税于价的方式，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财政收益，使“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贵”，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汲取与民间负担之间的矛盾。

　　漕运、盐政与平准

　　刘晏经济思想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漕运、盐务、平准改革等方面。

　　一是对漕运制度加以改革。在封建地主经济前期，国家财政收入以实物地租为主要形式，因此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转运是封建国家面临的重要经济问题。刘晏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不同河道的特点，采取分段接运的方式，转运中所需的水手、民夫由强制无偿劳役转变为雇佣劳动，并给予优厚报酬，“不发丁男，不劳郡县”，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也提高了转运效率。将粮食的直接仓装改为袋装，“囊米而载以舟”，便于转运时粮食装卸和事故发生时进行打捞。当时每年转运至太仓的粟有110万石，“无升斗溺者”。按以往20%的损耗估计，每年减少损耗22万石，有效缓解了粮食供应危机。

　　二是对传统的榷盐制度加以改革。在盐制上实施“广牢盆以来商贾”（牢盆即煮盐主要生产工具）的政策，放开食盐经营，将原先强制性的官收、官销改为官收、商销，即盐仍由亭户（即煮盐民户）生产后由国家统购并转卖给盐商，由盐商自主承担运销事宜，各道对商盐船舟过境一律不得征收费用，以利运销。在边远缺盐地区也设置了常平盐制度。当盐价过高时，由国家作为垄断盐商的竞争者，通过相对低价出售仓盐，从而调节市场供求并平抑盐价。

　　三是平准对象并不局限于谷物而是扩大至“万物”。平准是在“轻重论”核心思想指导下由汉代桑弘羊创立的封建国家管理和经营工商业的基本制度。刘晏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活动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刘晏推行的平准措施已不再具有汉代时期那种明显的抑商取向，而是通过调动和借助私商的经营积极性，使国家调控与市场运作相互配合，从而更为有效地开展理财活动。

　　刘晏的平准制度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与其建立的一套及时掌握各地商情动态和市场信息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他在所辖各道巡院之间构建商业情报网络，并沿主要交通要道设置驿站，重金招募“驶足”往来奔走，迅速传递并上报各地市场信息。依托这一制度，国家得以及时掌握各地物价涨落与市场供求状况，通过平准操作调节市场，从而在稳定物价的同时增加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政府也能够迅速了解各州县粮食丰歉情况，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调剂与救济，从而在调节市场供求的同时安定民生。胡寄窗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刘晏是最早也是唯一一位创设商业情报网络以系统搜集商情动态的理财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创新研究”（25&ZD1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