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经济冲突频繁发生，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时有回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效率”与“安全”之间被迫经历着深刻的再平衡。这些现实提醒我们，在和平的前提下一国自主发展生产，并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并非天然可以成就，贸易不是天然的“和平保证”，战争也绝非贸易的“偶然中断”。理解各国间政治和经济互动的底层逻辑，特别是在缺乏最高公共权力的国际无政府体系下，各国如何通过冲突与合作的选择完成外部稀缺资源的获取与分配，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把握各国的微观动机，揭示国家间的互动机制，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理解贸易与战争为何在历史上时而替代、时而交织，并在不同时代技术与制度条件下呈现出迥异的实践形态，也才能更好地擘画对我国有利、对全球最优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本文试图对贸易与战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及其历史演进脉络进行简要梳理。

　　两条资源获取路径：

　　强制性霸权与制度性交换

　　从资源获取的底层逻辑看，各国大体遵循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基于强制手段的“硬权力获取”。其核心在于以军事实力、地缘控制或经济霸权为依托，通过战争、占领、封锁、掠夺或控制关键通道，促成资源的非对称转移。这本质上是一种以实力为基础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强调压倒性的单方收益。只要能够垄断产地、钳制航道或主导金融结算等关键节点，就能极大程度改变资源的可得性与全球分配格局。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条件下，硬权力获取并不总以炮火硝烟的形式呈现。经济制裁、技术禁运、金融冻结等工具，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政策法规，但在受众端往往产生“准封锁”的破坏性实质，同样遵循着强制掠取的战略逻辑。

　　第二条路径是基于契约机制的“制度性交换”。其核心在于通过和平贸易、资本流动、投资协定、技术转让与标准互认等市场化方式，在国际制度安排保障下实现跨国界的资源配置。这一点是从重商主义走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强调正和博弈与可持续发展，高度依赖规则的确立与执行、交易不确定性的降低以及跨国信任的积累。制度性交换并非无视国家利益，相反，它通过降低跨国交易成本、稳定长远预期、深化国际分工与扩展市场规模，将资源的获取从零和的“争夺”转化为互利的“交换”，从而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为国家积累更丰厚的财富。

　　当然，这两条路径并非泾渭分明。制度的运行往往需要力量的护航，而力量的扩张也常借由制度来隐蔽或放大。经贸规则、金融网络、技术标准本是服务于开放合作的公共产品，但在大国竞争加剧时，有可能被工具化和武器化。因此，贸易与战争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国家围绕“成本—风险—收益”矩阵所作出的动态路径组合。

　　国家决策的政治经济学动因：

　　三组战略深层权衡

　　一国或国家间在两条路径之间的钟摆式移动，往往取决于三组关键的政治经济学权衡。

　　其一，成本结构的权衡。硬权力获取看似立竿见影，但其前期的军事沉没成本与后期的占领治理、反制报复等维持成本高昂。长期的强权对抗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最终反噬国家自身。相对而言，制度性交换则将破坏性的“冲突成本”转化为创造性的“交易成本”。尽管谈判缔约、合规审查与争端解决同样耗费资源，但其制度架构一旦成形，便具备可复制性与规模效应，能够在全球网络中持续释放正和红利。

　　其二，不确定性与可信承诺的权衡。制度性交换的基石在于“可预期性”——契约能否被契约精神约束、规则能否被公正执行、危机时刻是否会面临断供毁约。一旦国家研判对手会在关键时刻利用非对称依赖进行“卡脖子”讹诈，制度性收益就会被严重的安全焦虑所抵消。此时，资源议题即被高度“安全化”，硬权力的相对吸引力便随之上升。硬权力路径试图通过物理控制来消除对他方承诺的依赖，用强制力替代信任，但这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系统性升级的风险与难以卸载的战略负重。

　　其三，收益分配与权力结构的权衡。制度性合作固然能做大“蛋糕”，但增量的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先发国家可能通过把控市场准入、标准制定和结算体系，在制度中内嵌核心—边缘的结构性优势。因此，国际制度既是合作的平台，也是相对权力的放大器。当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利润分配严重失衡，且规则解释权丧失公信力时，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或守成大国便更倾向于诉诸硬权力，以追求直接的相对收益或捍卫既有主导权，导致制度性路径发生逆退。当然，这种逆退客观上可能产生反馈的效果，促成符合各参与方整体利益的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

　　贸易与战争互动：从“贸易—战争

　　捆绑”到“地缘经济化”再耦合

　　纵观经济史，贸易与战争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清晰的时代演进脉络，大致经历了由高度捆绑到逐渐分化，再到以非传统形式重新耦合的过程。

　　在重商主义与殖民扩张时期，贸易与战争高度捆绑。海外市场与稀缺资源被视为国家财富来源，海权与殖民据点则是资源转移的制度装置。贸易为战争提供财政与动员能力，战争为贸易开辟垄断与特许，资源获取的强制逻辑居于主导地位。

　　进入工业化大生产与帝国主义竞争时期，基础资源与交通命脉的战略估值飙升。煤钢油矿、海运咽喉与铁路主干线构成现代工业的命门。这一时期的战争不再仅是争夺领土，更在于争夺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国际金融、航运、通信的发展提升了制度性交易的可能，但也强化了“关键节点脆弱性”——当全球经济命脉维系于少数地理或金融枢纽时，大国更容易把贸易网络视为潜在利益争夺战场，从而推动经济与安全的联动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性路径迎来了历史性扩张。以关贸总协定（GATT）、世贸组织（WTO）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与金融架构，在相当程度上系统性地降低了交易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分工与贸易增长。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大幅拉高了全面战争的机会成本。然而，这段“长和平”并非在真空中运行，安全同盟、海上公共品供给与对关键通道的保护，为规则运行提供了背景性支撑。换言之，制度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力量维持秩序的基础上，制度与力量呈现出“分工式结合”。

　　步入21世纪全面深化经济全球化时期，贸易与战争的关系演化出“地缘经济化”的全新耦合态势。一方面，核威慑与高度分工使得大国间全面热战的门槛极速抬升；另一方面，以经济、金融、科技为载体的胁迫却日益频繁与精细。究其原因，深度经济全球化不仅重塑了互赖的“规模”，更异化了互赖的“结构”。半导体产业链的极度分化、数据流动的高壁垒化、SWIFT等金融结算系统的单极化，赋予了网络核心节点无与伦比的杠杆威力。一旦关键矿产、关键设备、关键软件、关键金融通道被控制，便可能形成不流血的“准封锁”。长臂管辖、实体清单、“小院高墙”等政策工具，正是将制度性网络的优势转化为强制性破坏力的典型表现。由此，贸易不再只是互利交换，战争也不再总是以军事行动呈现，两者在“地缘经济化”的框架下以新的方式相互嵌套。

　　在历史大变局中

　　提升制度性资源获取能力

　　历史的钟摆表明，贸易与战争的消长，归根结底取决于两条路径相对收益的动态变迁。当国际制度能够提供可信承诺、稳定长远预期，并促成更具包容性的利益分配时，通过契约获取资源的吸引力便会压倒诉诸武力的冲动。反之，当多边规则失灵、互赖网络被无底线武器化、单点脆弱性暴露无遗时，国家理性的考量必然向硬权力逻辑强力回摆，安全竞争加剧。

　　面对当下不确定性陡增的复杂局面，单纯呼吁“扩大贸易规模”可能不足以对冲结构性的冲突风险，更需要在制度与能力层面提升制度性资源获取的韧性与可信度。这就要求：一是坚持更高水平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在规则、标准、治理等层面提升可预期性与合作空间。二是提升国际层面的制度竞争态势，打破个别大国对于国际制度设计与维护的垄断地位。通过增强国家间制度性交换规则的跨国供给，提升特定国家选择硬权力路径的成本。三是增强关键领域的安全与韧性，通过多元化与可替代性建设降低单点脆弱性，避免把互赖异化为风险。四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界定国家安全的合理边界，坚决抵制经贸科技问题的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基石。唯其如此，方能在历史大变局中把握战略主动，以更可持续、更可预期的制度性方式实现外部资源获取与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