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解深刻影响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具体超越路径的认知，其中关于“原始积累”这一直接事关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理解尤其如此。马克思对原始积累问题作出过系统阐释，但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未因马克思的阐释而消停，反倒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而不断得以翻新，以至于当代西方有学者认为我们仍生活在“一个原始积累的时代”。面对这种历史语境，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解，尤其是《资本论》中对“所谓原始积累”的相关批判与界定——正是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原始积累概念，马克思揭示出“真正的”原始积累并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原始积累的本质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得益于商业活动中大规模的物质和财富积累，这种积累发生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代表着资本主义达至成熟阶段的“原始”积累。较之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传统商业盈利模式，这种预先积累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财富在量上达到了可大规模投资的程度，除此之外并无实质不同。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形态，它的形成本质上就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对旧的生产方式的替代。简单的财富积累并非资本主义起源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物质财富本身就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最初并不是资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才能转化为资本，所以这种促使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才是“所谓原始积累”的核心。根据马克思的考察，这种条件只能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而创造这一条件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马克思强调，“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种分离正是资本关系得以产生的制度前提。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原始积累之所以是“所谓的”，恰恰在于混淆了资本与物质财富的根本区别，没有弄清楚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

　　原始积累的方式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中，财富之所以可以实现大规模积累，与这一时期市场和贸易的扩大、生产技术的改进、日益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密切相关，尤其可以视作商业活动中某种经济理性的直接结果——秉持这种理性精神的主体，就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懂得节俭、勤劳与审慎的商人和资产阶级，正是他们通过自身劳动积累起财富，相反“懒惰的无赖汉”逐渐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由此原始积累便被歪曲为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合理过程，并被美化为一部充满个人奋斗与勤俭美德的“田园诗”。马克思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直接戳破了这一虚假面纱，指出“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即通过去历史化的神话来宣称其天然合法性。通过详尽考察英国这一典型，马克思揭示出了所谓原始积累的这个秘密：从“圈地运动”将农民强行赶离土地、沦为流民，到殖民掠夺中对亚非拉地区的财富搜刮、奴隶贸易，再到国债制度、税收制度对普通民众的剥削，每一步都充满了血腥和野蛮。换言之，“真正的”原始积累绝非亚当·斯密笔下那些经济主体勤俭节约的结果，而是国家暴力、经济强制、法律压迫与社会恐怖共同作用的产物。“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愿承认却无法掩盖的客观事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种道德化叙事直到今天仍大有市场，比如将资本扩张包装成“自由竞争的自然结果”，将数据掠夺、算法压榨粉饰为“技术赋能的效率红利”，将资本巨鳄塑造为时代英雄等，这些叙事无不致力于抹去资本主义的暴力底色。而马克思的这一界定，警示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源于暴力、依赖剥削的核心逻辑，并始终警惕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叙事。

　　原始积累的历史地位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原始积累仅仅理解为温和的财富积累过程，而非一种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把资本看做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进而认为这种积累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并无任何特殊意义。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这一概念显然凸显了某种历史断裂性和奠基性，它一方面标识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另一方面标志着一种新型生产关系的诞生，因为原始积累的本质就在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其核心任务就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基础，“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积累只发生在真正的资本积累之前，“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通过原始积累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不难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资本的形成史与现代史之间具有严格的区分。而当代如哈维、史密斯等学者提出的“剥夺性积累”“灾难性积累”，其错误之处就在于忽视了原始积累的这种“前史”属性，混淆了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性与资本主义积累的持续性。

　　原始积累的意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原始积累的阐释，最终在于指出资本主义与历史悠久的商业活动并无本质区别，仅仅意味着贸易、市场和商品在量的积累上达到了一定程度，其发展根源于人类“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的自然秉性和行为，即认为“资本主义自历史发端之时便一直存在（至少以胚胎形式），即便不居于人性和人类理性的核心”。这种解释显然不承认资本主义的任何历史特殊性，将其定性为一种普遍化的超历史存在，从而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终极辩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打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虚构，并从生产关系变革的维度揭示出资本主义并非天然永恒，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根基建立在多数人被剥削的基础上。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这种对原始积累的剖析绝非单纯的历史溯源，更蕴含着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深刻预判——原始积累不仅是理解资本主义起源的“钥匙”，更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方向。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它打破了封建私有制的形态，建立起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步。但原始积累所开启的私有制变革进程并未在资本主义这里终结，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必然推动其向更高形态发展。这启示我们，理解资本的原始积累绝不能仅停留在怀旧式批判或泛化比拟，而是要在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历史与逻辑的基础上，探寻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批判’理论研究”（23CKS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舆情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