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青海扎陵湖畔一块沉寂两千多年的刻石突然进入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关注。刻石位于黄河源区、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海拔4306米，高出湖面约12米，距最近湖岸线约120米。刻石上镌刻37个秦篆风格文字，其内容和地理位置不仅指向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遣使“采药昆仑”的记载，也对确认古代文献中“昆仑”“河源”的地望，以及揭示隋唐“唐蕃古道”在秦代已贯通关键区段具有重要意义。该区现属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迹罕至，但考古调查显示，刻石周边2公里内分布有疑似石棺葬、古城址与祭祀遗迹等；以其为中心约150公里范围内，发现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文物遗存共75处。结合文献可知，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已成为“唐蕃古道”入藏的重要节点。这些证据共同表明，黄河源区并非荒远绝域，而是人类活动频繁、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舞台。

　　由此，我们的目光从这方刻石展开，投向它所依存的辽阔土地——黄河源区。这里不仅是母亲河的地理源头，更是中华民族拓展生存空间、追寻“河源昆仑”神话想象的地理实证。从秦使采药到唐蕃通途，从史前遗迹到当代生态保护区，这片土地始终承载着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对文明的创造。透过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双重视角，我们得以揭开“昆仑”与“河源”的神秘面纱，理解中华民族在这片高原上书写的一部关于想象、勇气与生存的壮阔史诗。

　　自然地理：“中华水塔”的生态特征

　　三江源地区被誉为“中华水塔”，其中的黄河源区（广义指黄河干流唐乃亥水文站断面以上的流域）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地理坐标大致介于北纬32°12′至36°48′，东经95°50′至103°28′之间，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该区域北依布尔汗布达山，南环巴颜喀拉山，东临阿尼玛卿山，地形以高原为主体，地势总体西南高、东北低，落差显著。在长期构造运动、气候变化与地表过程的复杂作用下，区域地貌类型多样，主要包括高海拔低起伏的高原面、狭窄的高起伏山谷、冰川作用形成的宽谷、中低海拔的河流地貌、下切河谷以及宽阔的沉积盆地等。

　　黄河源区水系发达，河流湖泊密集，沼泽湿地广布，整体呈羽毛状水系格局。干流右岸支流长、水量丰，左岸则河短水少，多见间歇河与干沟。河川径流以降水补给为主，冰川融水和地下水补给为辅。该区流域面积为12.2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总流域面积的15%左右，贡献黄河年平均径流量的约40%。

　　气候方面，该区属高原大陆性高寒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大，冷季漫长而暖季短促；日照时间长，辐射强烈；降水集中于暖季，冷季干冷多风，并多霜冻、雪灾、冰雹等灾害。受气候条件制约，土壤发育形成高山寒漠土、高山草甸土等，土壤的微生物活动与植物残体分解腐化作用较弱。该区地表植被稀疏，类型相对简单，以高寒草甸、高寒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为主。

　　人文图景：多民族交融与区域发展

　　行政区划上，黄河源区横跨青海、甘肃、四川三省，涵盖6个州、18个县。截至2022年，区域总人口约71万，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5.8人，属典型高原低密度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呈现出多民族交融共居的人文格局。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北部黄河干流及龙羊峡一带地势较低、气候较宜，人口最为集中；东南部若尔盖―红原―玛曲沿线水草丰美，人口也较为密集；中南部甘德、达日等地人口零散分布；而西部人烟稀少，近乎无人区。

　　受高海拔、严酷气候及历史发展制约，黄河源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以传统畜牧业为主导。近年来，该区在积极探索种植业、清洁能源、中藏药材和生态旅游等多元发展路径，尤其是依托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原始自然景观，以及“尕日塘秦刻石”等人文资源，该区旅游业将迎来蓬勃发展态势。

　　历史回响：从史前拓殖到“唐蕃古道”

　　尽管青藏高原高寒缺氧、环境严酷，人类踏足这片土地的历史仍可追溯至约二十万年前。黄河源区所在的青藏高原东北部，凭借相对较低的海拔、平缓的地势与丰茂的水草，构成了高原上一条独特的宜居地带。自远古以来，这里便是人类生存繁衍、文化交流互动的关键区域。

　　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遗址出土的古人类下颌骨和肋骨化石以及地层分子生物学证据，可将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史大幅前推。研究表明，距今19万—4万年前，丹尼索瓦人曾长期在此生息。与此同时，从青海湖盆地到黄河源区，在奖俊埠、拉乙亥、下大武、冬给措纳等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共同勾勒出从距今19万—5000年前，古人类在青藏高原东北缘以狩猎采集为生并频繁迁徙互动的历史脉络。

　　全新世大暖期的暖湿气候为农业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距今约6000—5500年，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自黄土高原西进，在河湟谷地深耕，带来了粟作农业。至5300年前，该文化与甘青本土文化融合，孕育出灿烂的马家窑文化。此后数百年间，马家窑文化继续向高原腹地推进，在共和盆地与细石器文化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宗日文化。距今约4000年前，青藏高原东北部及毗邻的西北地区逐步进入青铜时代。关键性的变革发生在大约距今3600年前，随着耐寒大麦、绵羊的传入，以及牦牛的成功驯化，人类得以适应更高、更冷的环境。以此为依托，黄河源区孕育出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模式的卡约文化，开启了高原畜牧文明的新篇章。

　　由此可见，黄河源区绝非生命禁区，而是史前人类逐步适应高海拔环境、开展跨区域文化互动与创新的关键地带。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定居，再到青铜时代的游牧转型，这片土地见证了人类征服极端环境、创造多元文化的恢宏历程。

　　进入历史时期，黄河源区便是羌、吐谷浑等部族游牧生息之地。战国时期，秦国经略西陲，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羌人西迁，客观上开辟了河源通向西藏的早期路径。隋唐两代是黄河源区行政建制与交通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隋大业五年（609）设河源郡，首次将其纳入中原王朝郡县体系；唐贞观元年（627）划归陇右道管辖。与此同时，伴随吐谷浑的衰落与吐蕃的崛起，贯穿本区域的“唐蕃古道”已成形。唐蕃使臣、商队络绎于途，河源成为高原与中原之间政治往来、经济互市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

　　气候背景：万年以来的环境韵律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显著，青藏高原的增温尤为突出，其速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黄河源区作为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的区域，近几十年来呈现出年均气温与降水量升高、冰川退缩、湖泊扩张、径流增加及多年冻土退化等一系列变化。然而，若将视野延伸至更长的历史时期，黄河源区的气候与环境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基于湖沼沉积、黄土沉积、树轮等自然档案，利用氢氧同位素、长链烯酮、细菌四醚膜类脂物、孢粉等代用指标的重建结果显示，过去一万年以来，该区气候经历了数次重要的冷暖与干湿更替。早全新世（距今11700—8200年）夏季温度持续攀升，至中全新世（距今8200—4200年）达到最暖阶段，随后气温整体呈下降趋势。在东亚夏季风与西风带的交互作用下，区域湿度格局亦发生明显变化，早全新世相对偏干，中晚全新世趋向湿润。这样的气候变化也深刻影响了地表植被，全新世以来呈现出森林退缩、草地与草甸扩张的总体态势。尽管如此，黄河源区的基本生态底色，始终是以高山草原与高寒草甸占据主导地位。

　　青藏高原东北部在全新世还存在一系列百年—年代际时间尺度的气候突变事件。秦代正处于晚全新世气候整体变冷背景下的一个气候突变时期。研究表明，秦代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经历了一个相对冷干的气候阶段，夏季温度以及降水量均低于现代（参照1950年）。这一时期，自然景观上表现为以蒿属为主的典型草原植被退缩，耐旱耐寒的藜科等荒漠植被扩张。同时，低温与降水减少导致冰川物质平衡趋于负向，沙尘活动亦趋于活跃，反映出该时期寒旱化增强、地表稳定性降低的环境特征。

　　五大夫翳及其刻石将一段曾被风沙掩埋的历史，重新带回当代学术视野。以历史地理的纵深为经，以自然与人文要素的互动为纬，可以勾勒出黄河源区万年以来气候环境变化为人类活动提供的宏大背景与深层约束。在此时空框架下，“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确认，便具有超越单一考古事件的意义。它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秦代西部交通路线的认知，也对传统以临洮、羌中为秦朝西界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补充。该刻石是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且密切交流的实物见证，体现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共同开发边疆、相互交融的历史进程。这清晰地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在黄河源区这样的“边缘”地带早已展开，并持续进行的生动而坚韧的历史实践。随着对“尕日塘秦刻石”及相关遗存研究的持续深入，其在全面揭示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史、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程方面，必将呈现出更为深远的科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作者系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