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概念与学科意识的“区域国别”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历经思想史上有关“文明”“东方”“文化”“民族”等概念的发展与融汇，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推进和分化，现代的区域国别概念才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人类学对各类区域性主张的兼收并蓄，也经由不同学派的努力发展出自身的研究传统，并为持续的区域研究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区域概念的源流与分化

　　早期的“区域”概念可以追溯至东方学的观念与主张。区域最初并非以明确的地理界限为依据，而是与族群归属、宇宙观体系紧密关联。正因如此，“文明”这类在空间意义上无法由现代疆界所限定的概念，才成为某一区域的代指。然而，这种认知因过度强调区域内部的一致性与连续性而忽略了其内部构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此遭受批判。

　　在方法论上，18世纪的“东方研究”在方法论上呈现出显著的文本中心主义特征，它最初被界定为有关闪米特文本（尤其是宗教与语言经典）的研究。而到19世纪时，伴随“实用学科”的出现，区域研究虽仍将古代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已不再局限于语言学和哲学学科，而是涵盖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与生物学。这也意味着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文明观念在区域国别的学科体系下得到巩固与传播。

　　这种具有文明内核的区域主张是以法国宫廷礼仪为原生内容的文明论为基础。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用“文化”概念，对旧有的文明理论提出了挑战。文化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为区域概念注入新的要素。

　　19世纪30年代起，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学术传统的影响，以新地中海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出现，标志着普遍历史、普遍理性与文明叙事传统的衰落，文化与地理区域的关联性正式受到重视与传承。但受限于研究能力和技术发展，以及高昂的研究成本与风险等因素，区域研究的重新定位与迭代显得有些缓慢，并出现了学科分化。

　　在此过程中，人类学形成了对某一民族“内在形式”及其地理联系的关注，并且认为每一人类群体都只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需要回归于对实际现象和对象的描述。通过对人群的“体质性组织”、精神生活的特殊形式、创造个体兴趣与情感的自然环境，以及个体与较大单位的社会关系总和的研究，人类学致力于描述和建构民族的“事实”。因而，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成为探索区域知识的重要方法，为区域研究奠定了日益重要的方法论。

　　人类学的区域研究

　　尽管受到了非理论的特殊主义式的批判，但人类学有关文化与区域的关联性理解对后世影响较大，并促成了“文化区”理论的形成。与此同时，历史学、文化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纳入人类学的研究体系中。

　　19世纪中后期，由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发生了巨大转变，世界主义的文明化企图逐渐向民族主义的文化生产演进，后者以语言和地域为纽带。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与政治实践进一步推动了围绕“他者”世界的区域化与族群化。例如，亨利·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出，印度“原住民制度”的内在逻辑只能从地方习俗与文化传统中去理解。相关研究不应局限于文本考据，而应聚焦于现实生活实践。同时，还应重视区域社会内部结构的细微差异，不应将印度视作单一整体，要特别关注沿海与内陆之间存在的显著区别。

　　此外，受历史主义影响，博厄斯学派在方法上提倡综合调查习俗与部落的地理分布、语言结构与人种学数据；重视研究者接受当地母语语言训练，并长期观察、亲近当地文化和社区，以减少对研究对象的扭曲与偏差。

　　在人类学的回应下，19 世纪各学科所纠结的区域 “事实”，转而成为一种兼具话语建构与权力实践的现实，它不再拥有先验、永恒的历史地位，而是呈现出变动的特征。区域的生成逻辑也由此确立：通过对本土的发现、对亲属关系作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确认，以及对习俗法与民法的二元划分，在这一系列知识与治理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原住民社会被不断识别与分类，并形成诸多差异化的认知框架，传统意义上的 “文明区域” 观念也随之被彻底改写。这类人类学知识生产，在潜移默化中奠定了现代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

　　回溯思想史可见，无论是源于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区分与争论，还是伴随殖民帝国扩张所遭遇的“他者”世界的反抗与统治危机，都折射出人类学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形成脉络，即诞生于对世界的祛魅，以及对族群性、差异性与实践性的重新发现。人类学对田野调查方法的推崇，与其说是学科特色，不如说是知识生产的内在必然。此外，人类学关于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并不晚于其他学科，甚至可以说，人类学正是推动区域研究走向专业化并奠定其学科基础的核心力量。

　　人类学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当代价值

　　上述人类学与区域研究的早期联系也为当代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区域概念的理解与形成并非一成不变。进入 20 世纪，民族主义思潮与反殖民主义浪潮进一步推动差异化的区域社会向民族国家形态转型。此后，世界范围内的联系不断拓展与深化，去殖民化运动的发展叙事与全球化进程相继展开，使得围绕区域概念的界定与建构也随之日益丰富。

　　第二，即便近代以来发生了从文明到文化的知识论转向，“文化区域”已然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心性学科概念，但我们仍需明确两点：一方面，文化概念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含混性与过程性，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另一方面，更需警惕的是，将某一“文化区域”视为连贯完整的永恒性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潜在风险的“帝国主义式的怀旧”。

　　第三，当代区域的多样性、差异性与流动性，意味着寻找支配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以及人类社会的精神统一性变得极其艰难。伴随自我与他者界限的多元化，以及不同媒介、虚拟世界和硅基生命等新现象的出现，人类学不仅需要延续并深化跨学科研究的传统，更要对田野调查方法进行革新，进而通过其赖以依托的“民族志知识”，探索对当代区域的有效解释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色列族群治理的危机与效应研究”（24BMZ1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