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推进，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围绕其理论建构、方法探索以及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形成展开了广泛讨论。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作为长期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学科，对我国的制度化区域国别知识进程发挥着理论资源与方法论支撑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制度化

　　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动因

　　区域国别研究迈向制度化知识生产有三方面的知识社会学动因。

　　首先，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与当代中国重建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知识生产格局有关。传统中国有其“想象域外”与记录“异域风土”的知识门类，这套知识体系以传统中国天下观为基底，以域外列传、风土记、地理志等具体文类为载体，成为传统中国维系其“天下观念”以及认识世界的主要知识形式。但伴随中国与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社会各界以“文化自觉”为契机重思中国及其文明的主体性与普遍性。重新构建既符合中国的国际定位又能体现中国文明普遍性的世界知识生产格局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其次，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的需求密切相关。伴随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中国正以政治互构、经贸互惠与社会文化交流等方式，全方位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塑造之中。这种大国地位的转换与外交重心的调整，直接催生了对特定区域知识系统性、精确性的巨大需求，进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从单纯的学术兴趣向建制化学科转变，使其成为连接学术话语与国家战略的关键纽带。

　　最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与学术界对近现代西方构建的世界知识及其之后的权力秩序反思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区域国别的制度化知识生产的出现与近现代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地缘竞争的知识需求关系密切。这类知识生产活动及其知识与话语体系中渗透了明显的文明等级主义与权力要素。作为后起的世界知识生产门类，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自觉反思近现代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的“他者知识”的任务。

　　人类学与制度化

　　区域国别知识生产

　　人类学研究作为制度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学科建设、理论和方法等层面有机地参与到区域国别研究之中，进而赋予我国制度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在地性与整全性，使得该项知识工程能够较好地满足社会各界的实际需求。

　　从学科建制层面而言，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是要构建一种跨学科或多学科融合的知识生产机制。因此，人类学的跨学科属性在区域国别学建设中具有双重路径：其一，通过与历史学、地理学等基础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共同构建新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范式；其二，以人类学为主体，整合多学科资源，建立起覆盖域外知识的跨学科生产机制，从而实现研究整体性的突破。

　　当前，这两种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建设方案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建设中已有机构在实践。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区域国别学与知识生产机制就是以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作为基础学科加以建设；中央民族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则以民族学与人类学为依托，辅之以其他相关学科，试图将其建设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中开展域外（周边）研究的知识生产机制。

　　目前，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区域国别研究既未发展出专属的理论体系，也缺乏独立的方法论，其理论资源与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对其他基础学科的借鉴、移植与综合运用。毫无疑问，深度参与近现代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人类学学科所积累的区域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可作为制度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基础与主要研究手段。在当前的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中，不仅部分人类学的区域理论被作为基础理论，而且该学科的田野调查（调查研究）也已被作为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方法。当前，越来越多的区域国别研究者认为，田野调查的方法是将区域国别学研究与传统的涉外研究区分开来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融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人类学作为我国制度化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赋予其知识生产更为整全的特质。与此同时，置身在制度化区域国别学建设过程中的人类学研究也将在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两个维度成为这门交叉学科及其具体研究的有力支撑，从而有可能将这项研究从传统的聚焦地缘空间的知识生产转换为关于人类总体的知识生产。

　　人类学参与制度化

　　区域国别知识生产

　　人类学承担着参与制度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反思者的角色，它为区域国别的知识议程灌注了人文精神。中国人类学在反思西方文明与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获得了“美美与共”的人文精神。因此，参与制度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人类学将增强该项知识议程的反思性。

　　首先，人类学对近代区域国别知识的后殖民批评和反思，对于引导学者规避“文化中心主义”与“文明等级论”有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近现代西方与日本的域外研究曾深受文化中心主义、文明等级论与权力因素的影响，其知识生产本身又反过来巩固了前述“中心”“等级”与“结构”。人类学曾借助文化多元主义、“他者为上”与“文化批评”等方法论，对西方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中的西方中心论、文明等级观和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过深刻反思。这将为我国制度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提供镜鉴。

　　其次，费孝通先生在其“文化自觉”论述中不仅对西方文明与知识体系进行了反思，并且赋予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美美与共”“美人之美”的人文精神。作为后起于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这些人文精神如今也被灌注到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这让中国的制度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在反思西方知识生产的同时，能够以一种更具人文精神的方案重构新的世界知识生产格局。同时，这也体现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参照西方同类知识生产定位其自身，但同时又对其加以超越的自觉。

　　总而言之，人类学与制度化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互动已成为中国推动世界诸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知识议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