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教授盛力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在他的书桌上摊开的，不仅有国际期刊论文，还有厚厚一摞来自一线调研的笔记。对盛力而言，学术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与国家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的现实命题。从澳门的一岛之城，到共建“一带一路”的广袤天地，这位学者用扎实的调研、前沿的成果和高质量的建言，诠释着“为人民做学问”的深刻内涵。

　　从一岛之城走向区域国别领域

　　盛力的学术起点在澳门。在澳门长期工作生活的经历，让他对“一国两制”框架下高度开放城市的治理难题产生了浓厚兴趣。2014年，一次针对澳门外部资本流入的调研，成为他学术转型的关键节点。在带领团队调研时，他发现外部资本在当地经济中的渗透程度已远远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可能涉及深层次的国家安全风险。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带领团队在澳门社会基层、相关职能部门及行业协会开展了大量实地走访和数据梳理，甚至建构博弈论模型，分析资本运作逻辑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影响。这项研究持续了整整10年，产生了数十份研究报告和多篇顶级学术期刊论文。

　　澳门面临的治理挑战，本质上是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的缩影。这种视野的转换，将盛力的研究从一座城市引向更宏观的区域国别领域，从共建“一带一路”到上海合作组织、北极治理等。

　　“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统一。”盛力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上合组织合作不仅要看经济增速，更要看风险防范，必须解决好“既要开放，又要安全”这一结构性矛盾。

　　盛力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学问做在国家发展最需要的地方：从现实痛点中寻找课题。针对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存在的数据统计不一、信息获取困难等问题，他带领团队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测算模型，对“影子经济”规模进行量化研究。他在斯普林格、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等国际出版社出版英文、德文专著，用学术语言阐释中国倡议的合理性，在国际对话中讲好中国故事；依托山东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他组建了涵盖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团队，着眼于国家内政外交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学术研究不是象牙塔里的自我陶醉。”盛力说，“能够将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的发展实践中，实现‘学以报国’，这是我作为学者最感欣慰的事”。

　　扎根现实开展调研

　　盛力和团队的调研足迹遍布上合组织多个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在调研过程中，语言不通、当地政策不确定、数据获取不易、文化差异等困难都曾遇到。但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中亚调研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传统安全风险时的经历。

　　“我们需要摸清当地‘影子经济’的规模，但翻阅当地政府的统计年鉴，数据与实地考察得到的贸易热度数据完全对不上。”盛力回忆道。

　　为获取真实的一手信息，他主动邀请当地政要和专家加入研究团队。有了这些在地资源的支持，团队不仅能够获取鲜活的调研信息，还可以与当地决策层直接对话。盛力的多语言背景也帮了大忙——在国际交流场合，直接用对方熟悉的语言沟通，往往能打破隔阂，更重要的是能够还原真实情况。

　　另一次调研是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在承担“优化山东与上合组织国家间产业合作机制研究”课题时，盛力团队走访了上合示范区及相关企业，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专家座谈，并与“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地方经贸综合服务平台、上合经贸大数据共享交换枢纽等平台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他们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但又较少被系统梳理的问题——“三个错位”。

　　“一是政策错位，中央层面的优惠政策往往因为‘最后一公里’不畅通，变成‘纸上的红利’。二是产业标准对接错位，很多山东本地企业手里有技术、有产品，但对上合组织国家的政策法律、行业标准较为生疏。三是信息错位，中亚和俄罗斯的市场动态反馈到山东企业手中往往已经滞后。”盛力说。

　　针对这些问题，团队依托由山东大学发起的“上合组织海外联合研究院”，与俄罗斯国立核能研究大学、吉尔吉斯国立大学的专家联合开展实地调研，听取企业家心声，考察当地市场实情，提出构建“战略研究+决策建言+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协同机制。

　　正是在调研过程中，盛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坚持问题导向、扎根现实、跨学科协同。他所带领的团队，也因此成为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能力的智库力量。

　　学术成果服务国家战略

　　盛力的研究成果并未止步于学术论文和专著。他关于澳门城市安全治理的系列研究，是最能体现从“学术成果”到“政策落地”全过程的案例。这项持续10年的研究，从对澳门博彩业扩张与境外资本渗透的微观观察，到运用博弈论模型分析外资对当地治理架构和政治生态的深层影响，再到形成多份调研报告。

　　“研究成果直接参与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制定过程中。”盛力介绍说，“关于加强安全治理、完善特区管治制度的具体建议，在近年来澳门法治建设和行政改革中得到了体现”。

　　这只是学术成果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缩影。盛力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经济模型研究，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等期刊发表后，被国家相关部委采纳发布，用于回应西方舆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曲解；他关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理论探索，正在转化为与青岛本土国企合作的“影子经济监测AI系统”，旨在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实时风险预警。

　　“高水平的学术发表与高质量的政策建言绝非对立关系，而是深度融合、相互支撑的统一体。”盛力认为，学术研究为咨政建言提供理论底蕴和方法论支撑，而国家战略需求则为学术研究指明方向。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国家决策的“硬支撑”，既考验学者的学术功底，也考验其对现实的理解能力。

　　回顾自己从北大德语文学到德国经济学、从澳门到山东、从城市研究到上合组织研究的跨界之路，“为人民做学问”对盛力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实践：是在深夜反复推敲的一篇篇论文，是在异国他乡艰难的一次次调研，也是把学术语言转化为政策建议的一次次努力。“当你意识到自身研究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这条路就不会孤独。”他笑言。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