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学研究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精巧的识别策略和计量工具层出不穷，许多论文在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然而，一种略显尖锐却无法回避的批评也随之而来，即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精致，却越来越平庸。一些经济学研究的结论与人们的直观感受、政策制定者的现实关切渐行渐远，制约着经济学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某些研究者过度推崇计量技术的复杂和形式的完美，导致经济学研究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富实践，丧失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力。经济学研究必须避免对计量技术的过度追捧，扎根现实研究真问题。

　　当经济学研究被技术逻辑绑架，许多研究的起点不再是经济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而是寻找或创造一个能够应用最前沿计量技术的场景。一些研究者致力于追求更干净的因果识别、更复杂的模型设定，却对现象背后的制度背景、历史演变、经济约束等各种条件缺乏足够的关注。例如，在评估某项政策的实施效果时，仅满足于找到外生冲击或工具变量，却未能深入理解政策的核心目标与面临的现实阻力。这种被计量技术裹挟的研究逻辑导致经济学研究日益演变为围绕技术细节展开的内部游戏，研究问题越来越技术化、碎片化。长此以往，经济学的学术生产可能会自动筛选并大量产出技术精巧的研究成果，从而抑制案例研究、叙事分析等多元方法的运用，甚至排斥那些旨在反映现实但可能不够精致的思想探索。由此，这种研究范式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出现精致的平庸。

　　防范对计量技术的过度追捧，关键在于让经济学研究回归问题意识和客观事实。经济学研究应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这要求研究者通过广泛阅读了解真实的世界，深入政府、市场、企业开展调研，观察那些无法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在学理性的系统分析之后，用结论观照现实和用现实审视结论的循环往复就变得尤为重要。用结论观照现实，检验研究结论的现实价值，有助于研究者谨慎对待研究结论的适用边界；用现实审视结论，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有助于研究者深度反思研究过程甚至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因此，好的经济学研究不应只是数据和计量技术的堆砌，更重要的是树立鲜明的问题意识，聚焦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让观照现实的叙事能力成为连接技术与价值的桥梁。

　　扎根现实研究真问题，亟须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植根于具有鲜明特色的制度土壤之中。例如，当分析地方经济发展时，不能回避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考核激励机制、国有企业职能等，若忽略这些制度背景，就难以考察真实状况。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不断变换，研究者需要具备历史视野和动态把握能力。例如，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若缺乏对经济发展阶段的把握，研究容易陷入“马后炮”式的论证。第三，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多层次、多维度交织的特点。研究者需要厘清经济现象的层次结构，甄别全球形势与中国国情、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宏观政策与微观策略等。例如，共同富裕是一个涉及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区域发展、城乡协调等多维度的复杂问题，笼统而谈难以厘清本质，必须分解研究层次，聚焦具体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以公开发表为导向、过度偏好精致研究的学术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对计量技术的过度追捧。在学术发表的激烈竞争下，部分学者过度追求技术的复杂和形式的完美，以求在评审过程中脱颖而出，而这种研究导向和评价逻辑往往导致学术研究偏离解决现实问题的初衷。一项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可能体现在多个维度：在理论上，提出新创见、表达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拓展经济学的知识边界；在实践上，增进对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解，为政策制定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在传播上，能够与相关学术领域有效对话，乃至引起专业领域以外的关注和反响。因此，应加快构建多元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形成更加丰富的价值评判标准。

　　当今经济学研究者掌握的分析工具远超以往，但不能让工具理性淹没价值理性，应让技术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而非在一味追求计量技术中迷失。研究者应在理论与现实、技术与价值、守正与创新、内容与形式之间找寻平衡，扎根于复杂而生动的经济社会实践，聚焦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理论学术前沿的真问题。唯有如此，经济学研究才能避免精致的平庸，产出更多既有学术严谨性又有现实生命力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财经研究》编辑部主任；《当代财经》编辑部主任；《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