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加快转型。作为一份兼具战略延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纲领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不仅是新时代中国推进中长期发展的重要蓝图，更是在复杂内外环境下统筹短期稳定与长期转型、衔接国家治理与全球责任的制度性安排。本文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宏观战略框架与全球意义，剖析其在长期结构性议程与短期稳定化议程间的内在统一，阐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合作方的战略定位，以及中国特色规划治理体系彰显的制度比较优势。

　　传递中国发展战略演进深层信号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产业升级、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相比，“十五五”规划纲要在优先序列、政策重点与概念框架方面均有重要变化，传递出中国发展战略演进的深层信号。

　　“十五五”规划纲要并非只是一份关于行业目标与投资分配的技术文件，它承担着将顶层政治经济愿景转化为可操作政策的责任，并在中国的多层级行政体系中得以贯彻执行。“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起草广泛汇聚民意：在起草过程中，开展了网上征求意见活动，收到留言3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1500余条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深入研讨；草案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充分讨论。这一迭代、协商式的程序既保证了基层诉求向中央领导层的有效传导，也使高层战略愿景深度植根于广泛的社会基础。

　　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以来，“五年规划（计划）”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机制。它并不取代市场力量，而是统筹预期、调动资源、引导政策，并为涵盖十多亿人口与数十个产业部门的庞大治理体系提供问责框架。“十五五”规划纲要赓续这一制度传统，主动调适以适应新的经济现实与战略要求。

　　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内在统一

　　在解读中国的“五年规划（计划）”时，人们很难忽视一个难题，即如何平衡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化议程与长期结构转型议程。“十五五”规划纲要精准驾驭了这一张力，其短期与长期政策目标间的内在一致性，是最具分析价值的特质之一。

　　长期结构性议程以三大支柱为核心：一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推进以能源系统低碳化和产业流程重构为核心内容的绿色转型；三是构建更加均衡包容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体现为居民收入持续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扩大、区域与收入差距逐步收窄。这些都是横跨数十年的结构性变革，需要跨越政治周期的持续政策承诺与制度稳定性。中国的“五年规划（计划）”体系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将战略一致性维系于任何选举周期所无法触及的长期时间维度之上。

　　短期议程则是回应当下的具体经济问题和地缘政治挑战。为此，“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和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以及其他结构性政策大力提升国内需求，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相较于之前的一些政策，“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立场更为鲜明。

　　值得深思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如何界定两套议程间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经济目标与政策重点不是需要管控的矛盾，“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它们之间的关系阐释为需要主动培育的相互强化的动态机制。扩大内需为中国不断壮大的先进制造业和技术产业维持商业可行性，提供了支撑持续技术投入的市场规模；而新兴产业的成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来源，则为消费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十五五”规划纲要由此将需求侧支撑与供给侧转型整合为正和博弈（又称“合作博弈”）的经济逻辑，而非视二者为此消彼长的竞争性主张。

　　中国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的中国发展战略，对全球经济具有深远影响，而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些影响尤为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就经济体量而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着结构性的地位，这是无可回避的客观现实。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这一比重使中国的发展走向对每一个主要贸易经济体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的进口需求为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非洲及欧洲各国的生产者提供了重要的终端需求来源。中国的出口商品，例如电子电气产品、电动汽车、光伏板等绿色经济商品以及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以持续提升的质量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必需品。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在全球范围内带动就业、促进技术转让和供应链整合。“一带一路”建设为共建国家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工业园区及矿产加工项目提供有力支撑，使其得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多元化，并融入全球价值链。

　　在西方经济体日益推行单边主义、将市场准入作为政策武器的背景下，中国对经济开放与多边合作的坚守，构成了一个结构性意义上的全球经济重要平衡力量。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呈现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整体愿景——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和共同繁荣为基础，将全球相互依存视为合作共进的基础，其核心理念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这一愿景的现实经济含义是清晰的，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持续稳定增长、持续扩大进口、持续向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持续维护多边体制的中国；在日趋碎片化、保护主义蔓延、冲突风险上升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愿景：在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扩大内需、提升技术能力，不仅是中国决策者关注的议题，对全球经济而言更是重要战略事项。

　　规划、治理与战略耐力的价值

　　“十五五”规划纲要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连贯性和高效性。它体现出中国在长期发展目标上保持战略定力，在近期政策部署上展现自适应弹性；它将宏观层面的战略愿景与操作层面的政策细节有机统一；它呈现出一种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能力——汇聚数百万条公众意见，历经多层次的深入研讨，将复杂的经济权衡取舍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框架。这一能力，世界上鲜有治理体系能与之比肩。

　　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相比，其中的对照尤为发人深思。西方国家的选举周期催生短期主义与政策摇摆，而中国的规划体系则创造了稳定的预期和跨周期的战略承诺。技术变革、结构转型与新兴产业的培育，本质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无法被季度财报或选举授权加速。中国规划并投资于长期目标的制度能力，以及在协调追求明确战略目标过程中调动大量公共和私人资源的体制机制，是一种真实的制度比较优势。

　　这并不意味着“十五五”规划纲要不会遇到风险或挑战。扩大国内需求需要在结构性逆风中持续发力——包括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谨慎修复、人口结构压力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整。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涉及投资与创新，而且需要妥善管理全球技术供应链中开放与安全间的复杂权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则要求克服长期塑造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既有激励结构。

　　然而，“十五五”规划纲要以清晰的战略、有效政策与制度公信力的有机统一，直面上述挑战。这种统一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治理的一贯标志，其设定的发展轨道，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包容发展为目标、以绿色转型为底色，经济逻辑严谨、政治意义连贯。其成功不仅直接关乎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福祉，也将对中国日益占据核心地位的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系美国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