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学术界提出的“内亚”史观及“新清史”等谬论，试图将北部边疆从中国疆域中剥离出来，否认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中的贡献，严重背离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北部边疆作为以农业为主的汉族与诸多以游牧见长的草原民族碰撞、交融的主要区域，各民族在此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到了清代以后，长城内外长期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及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活动，深刻改变了北部边疆的社会面貌和民族格局，推动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清代是北部边疆各民族

　　纵观北部边疆多民族格局的形成过程，清代是历史上北部边疆与内地交流融合的关键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及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传统农耕区人地矛盾日趋尖锐，出现了“闯关东”“走西口”等以北部边疆为目的地之一的人口迁徙活动。农耕区人口的迁入增加了北部边疆人口，各民族融合发展更加明显，促进了北部边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清代中国人口迁徙主要表现为由内地核心区向四周边缘地带的流动。北部边疆因临近华北地区且有适合耕作的土地，成为华北地区过剩人口的主要输入地。据《中国人口史》统计，清前期，“来自山东、直隶等地的移民迁入辽东。山西、直隶内地的移民迁入土默特、察哈尔”；至清中后期，“山西、直隶及山东等处人口对长城以北地区的移民继续进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从清初至1953年的300年间，内蒙古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4.8‰，反映了清代移民对内蒙古地区人口带来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新增人口以迁入的汉族人口为主。这不仅迅速改变了北部边疆的人口结构与民族分布格局，而且推动了该地区由传统游牧经济向农牧并举、农商结合的多元经济形态转型。与此同时，北部边疆各民族在长期杂居共处、经济互补、文化互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了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民族关系。持续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有力促进了北部边疆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极大巩固了北部边疆的治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北部边疆与

　　正如闫天灵所述，清代北部边疆的“移民源横跨鲁、冀、晋、陕、甘五大内地行省，涉地之广，在中国近代移民史上独一无二”。这既打通了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通道，又促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发展。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交错杂居状态的形成，不仅有效弥合了民族差异、减少了民族冲突，更推动了北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北部边疆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一环。

　　这一时期，北部边疆各民族在生活习惯、文化礼仪等方面出现了深度的交流融合。据《归绥县志》，蒙古族除从事农业外，在饮食习惯上发生了显著变化：“蒙古游牧为主，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然仍不习农业，[其]饮食起居，与内地民人无异。”汉蒙等民族之间的杂居与通婚，日渐消弭了以往因地域、文化和民族边界造成的隔阂，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

　　由人口迁移及定居而形成的村落与城镇，既是北部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空间，又是北部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历史见证。据民国学者李藻调查，村落如归化土默特地区村，“本村当然亦为蒙人之故土，现时在本村居住之蒙人，虽不能考其远祖是否即为本村之土著，但近数世以来即在本村居住，其一切语言服饰与汉人几无差异，早已易游牧而事稼穑”。《土默特志》记载，城镇聚落如归绥地区，“各业商人，归、包两市外省籍的较多，山西人占十分之六，以粮业、钱业为主；河北、天津人占十分之二，以绸缎、洋货业为主；本地商人占十分之二，分布在各业，以茶饭业为多”。至清末民初时，北部边疆不少地区的汉蒙人已无太大差别。这一民族融合进程不仅改变了北部边疆的地理景观，而且增强了该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北部边疆作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类型或文明形态的交错过渡地带，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就在这一区域阶段性推行移民屯田。到了明清时期，板升与村落在北部边疆大量出现并持续留存，使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趋常态化。无论是人口的迁入还是由之带来的聚落变迁及文化层面的融合，都进一步稳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北部边疆人口的增多及聚居村落与城镇的大量出现，推动了清代北部边疆治理模式的变革与调整。耕种与游牧适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并不相同，“耕种者，宜于郡县，而集权于中央以治之者也”。为提高边疆治理成效，清朝开始在北部边疆增设府州厅县等适于农耕社会的行政建制。自雍正朝开始，“内蒙各地逐渐设置厅道州县，官制一如内地”。这种治理模式既通过制度化纽带强化了北部边疆与中央王朝之间的联系，又让中央权威进一步深入北部边疆基层社会。此外，清朝统治者通过满蒙联姻等政策巩固与蒙古诸部的关系，北部边疆由此形成长期稳定局面，为各民族广泛深入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代北部边疆作为中国辽阔疆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西方学术界立足“殖民史观”，从对抗、分裂的视角审视北部边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内亚史”“新清史”等错误观点。加强对清代北部边疆历史及其治理的研究，可有力驳斥这些错误观点，推动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北部边疆安全建设机制研究”（22VMZ01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