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文化经济杂志》（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文化与艺术并非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驱动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性必需品。英国巴斯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塔斯·祖布里卡斯（Robertas Zubricka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当前学术界正在结合文化经济学理论演进、文化基础设施前沿研究与全球政策实践等话题进行深度探讨与反思。长期被GDP、旅游收入、门票销售等静态指标掩盖的文化公共价值、动态溢出效应等，正成为21世纪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

　　文化与人力资本共同驱动社会流动

　　传统经济学往往会陷入文化价值认知的结构性误区——将文化支出视为财政负担，将文化活动等同于短期文旅消费。马祖卡托认为，文化不是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的附属产业，而是渗透所有经济活动、塑造人力资本、改变社会结构与提高创新能力的底层力量。她以巴西狂欢节与英国诺丁山狂欢节的实证数据为例进行解释：2025年巴西狂欢节期间吸引超过100万外国游客，创造超过20亿美元直接旅游收入；2025年英国诺丁山狂欢节直接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4亿英镑。但这些仅为文化价值的浅层表现，狂欢节的核心价值在于培育技能、提高社会凝聚力、增加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而这些公共价值完全被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排除在外。英国音乐理论家布莱恩·伊诺（Brian Eno）曾提出，“参与者多于观众”是狂欢节的理想形态，这一论断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是集体共同创造，而非单向消费。

　　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巴西创意经济产值达750亿美元，吸纳780万名从业者，但仍未涵盖桑巴舞校培训、花车制作、高级服饰定制、物流网络等相关行业。马祖卡托表示，衡量体系决定投资方向，当前以门票收入、短期消费为核心的评估标准，系统性地低估了文化的动态长期回报，导致公共预算在财政压力下削减了对文化领域的投入，形成了“价值低估—投资不足—价值进一步低估”的恶性循环。

　　文化经济学理论演进同样印证了这一范式的转向。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等学者突破传统经济学的文化回避困境，认为文化与人力资本共同驱动社会流动。文化不再是难以建模的模糊变量，而是解释经济结果与群体发展差异的核心变量。马祖卡托的研究则进一步将文化从“社会资本”范畴提升至经济生产要素与基础设施层面，完成了文化经济学从“补充解释”到“核心框架”的范式跃迁。

　　祖布里卡斯表示，这一转向的本质是对“价值创造”的重新定义，文化不仅能够提供创意产品与服务，更催生了信任、创造力、协作能力与治理能力，这正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正如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所言，文化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部门，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如果忽视了文化的核心价值，人们将无法应对气候变化、政治动荡、数字化等带来的多重挑战。

　　文化基础设施的韧性价值

　　道路、电网、数字网络等被视为传统经济基础设施，而文化对于21世纪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可或缺。祖布里卡斯认为，这一论断重新定义了文化的经济功能，也为全球政策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祖布里卡斯提到，文化作为基础设施的核心内涵是重塑社会价值、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制度演进、维系社会信任的系统性运行体系。它不仅包括博物馆、音乐厅等物理载体，更涵盖媒体、教育、信息价值观、叙事与意义共享系统。

　　全球多国已将文化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并形成了多样化的实践模式。沙特阿拉伯斥资打造博物馆、表演场地与创意工作室，将文化投资与国家福祉、经济多元化相关联。新加坡将滨海艺术中心、国家美术馆等文化区融入城市规划，将其作为提升宜居性、吸引人才与投资的核心抓手。

　　文化基础设施的韧性价值在数字时代尤为凸显。数字文化基础设施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延伸，更是塑造社会风险认知与未来想象的信息系统。马祖卡托将狂欢节定义为“公共部门的结构性实验室”，因为其成功举办需要卫生、安保、交通、通信等多部门实时协同，是检验国家能力、锤炼公共治理的实战平台。这种通过文化活动培育的跨部门协作、大规模组织与应急响应能力，正是现代国家应对复杂挑战的核心能力。

　　从经济运行方面来看，文化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功能趋同。例如，墨西哥城的“乌托邦”（Utopias）项目是一个融合了图书馆、花园和表演场所的文化和公共空间，展现了文化基础设施如何推动城市复兴、产业升级以及增强社会包容。

　　构建文化公共价值评估体系

　　文化经济学的重构最终指向衡量体系、治理机制与政策框架的系统性革新。祖布里卡斯提出三个可行的政策措施，助力全球文化经济治理。

　　第一，超越静态GDP与短期收益层面，建立动态文化价值衡量标准。马祖卡托的团队已经着手研究推动文化经济评估从“静态影响评估”向“动态公共价值衡量”转型，将技能培养、社会凝聚力、民众信任、国家能力、健康福祉、创新溢出等长期指标纳入评估体系，替代单一的门票收入、旅游消费核算。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30年议程》文化专题指标形成呼应，推动经济评估从短期利润导向转向长期韧性导向。

　　第二，完善社区治理与价值共享机制，遏制文化商品化与不平等。当前，文化领域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予以解决。通过社区共治、收益反哺、公共投资附加条件等机制，确保公共文化投入的价值回流至创作者与基层社区，防范集体创造的文化价值被私人资本垄断。

　　第三，将文化融入经济治理全流程，以文化引领增长战略。政策制定者应将文化置于产业战略、城市发展、社会投资的核心地位。

　　祖布里卡斯说，文化经济学演进的目标是构建“赋能型”经济学，即从传统的资源消耗式经济体系转向创造福祉、互惠共生的经济体系。当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将文化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且取得了良好成效。当文化的公共价值、基础设施属性与动态溢出效应被真正纳入经济核心框架，人类社会将迎来更具创造力、包容性与韧性的经济发展新模式。这不仅是经济学的理论革新，更是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