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介入知识生产、传播与评价的全过程。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面临怎样的挑战？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二级编审田卫平。
从“识别好稿子”升级为“识别人的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人工智能生成论文已十分普遍，预印本平台也在改变传统学术发表机制。您认为学术期刊在数智时代面临哪些挑战？
田卫平：学术期刊在数智时代面临的已不再是单一技术更新问题，而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多重困局，既有技术层面的操作性难题，也有结构层面的制度性挑战。
技术层面最突出的是“智能八股文”之困。利用人工智能高效生成论文已成为便捷之道，大量结构完美、逻辑自洽、语言流畅却缺乏思想新见的“智能八股文”日益常见。编辑开始困惑，我们审读的究竟是人脑的思考，还是机器的输出？
过去，编辑眼力建立在长期阅读积累的基础上——好文章自有其光芒，哪怕藏在一堆平庸的稿子里，也能被有经验的编辑一眼发现，所谓“沙里淘金”。但如今，“沙”与“金”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智能工具生成的文本与人类论文在形式上难以区分，而真正有原创思想的论文反而可能因为“不合规范”显得格格不入。编辑需要从“识别好稿子”升级为“识别人的思想”，这已不仅是眼力的问题，更是对学术本质理解的问题。
结构层面最突出的问题是权威消解之困。预印本平台的兴起，正在悄然改变期刊“发布即认证”的传统逻辑。研究者可以在传统的“投稿—评审—发表”流程之外，提前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如果期刊不能在这一新模式中确立自身认证价值的不可替代性，不能回答“为什么经过‘三审’认证的论文更可信”，那么它就可能从“发布与认证合一”的主导地位，退居为“事后认证”的系列环节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这两点，学术期刊还面临“评价失灵”“依附平台”“伦理缺位”等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田卫平：“评价失灵”之困的根源在于“指标异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论文增多带来一个吊诡现象，即期刊的影响因子不断攀升，但真正有学术分量的文章比例却在下降。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制造“学术反响”，当相互引用、人为提升引用率的技术手段日益成熟，量化指标的权威性正在被瓦解。编辑开始意识到，依赖指标有风险，但脱离指标又缺乏更可信的替代方案。
“依附平台”之困的核心在于“平台依赖”。由于对知网、万方等数字平台的依附越来越深，伴随而来的是版权流失与话语权旁落。期刊编辑辛苦组稿、审稿、编辑、校对，最终的知识资产却被平台掌握；读者通过平台获取内容，期刊的品牌认知被平台稀释；评价机构从平台调取数据，期刊的命运被平台的数据规则左右。这种结构性依赖造成“期刊种树，平台乘凉”的尴尬局面。
“伦理缺位”实质上是“规范缺失”。使用人工智能写作论文日益广泛，但相应的使用规范却严重滞后。哪些环节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哪些环节需要披露？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学术不端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学术伦理框架的解释范围。
期刊的“四力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这些困局，您认为学术期刊在数智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当具备哪些核心能力？
田卫平：传统讲“质量”，往往指可量化的指标。但在数智时代，“高质量”是一套动态的能力体系。我把它概括为“四力追求”，即思想引领力、学术公信力、知识传播力、生态构建力。
思想引领力是学术期刊的活力所在。在信息过剩、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时，仅靠被动展示成果、反映学术动态的期刊，注定会被边缘化。真正的引领，要求期刊具备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通过前瞻性策划，将学术界的注意力引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或现实关切的前沿方向。需要强调的是，引领不是“指挥”，不是告诉学者“怎么想”，而是通过选题、专栏、约稿，影响学者“想什么”。
学术公信力是期刊作为“信任中介”的根本。在数智时代，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生成“以假乱真”的论文，当引用可以被操控、数据可以被篡改、审稿人身份可以被冒充，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建设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而紧迫。公信力来自透明、严谨、公正的评审流程，来自编辑的专业判断和道德操守。技术可以提供证据，但无法替代判断；技术可以发现问题，但无法裁决是非。
知识传播力的本质是知识产品的可及性与影响力。期刊的传播力建设，需要在三个方面相互关联：平台建设——要有自主可控的数字出版系统；渠道拓展——数据库、社交媒体、学术平台要协同发力；形式创新——可视化摘要、播客解读、短视频介绍，让不同阅读习惯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知识入口。
生态构建力关乎学术共同体能否健康发展。期刊是学术生态的构建者。它体现在对学者的连接力——通过专题策划、学术争鸣、专栏连载，将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聚拢到同一议题下；体现在对学科的连接力——策划跨学科专题、组织跨界对话、设立交叉学科栏目；体现在对共同体的连接力——学术会议的策划与组织、青年学者的支持计划、学术共同体的日常维护。
这“四力”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相互依托、彼此强化的有机整体。没有公信，引领就是空谈；没有传播，引领就会局限在小圈子；没有生态构建，引领就难以持续；而没有思想引领，公信、传播、生态构建就会失去方向。
“编辑要比机器更懂什么是好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提到“人机协同”是这场变革的重要特征。在具体编辑工作中，人机协同应如何落地？
田卫平：在数智时代，技术手段可以辅助查重、检测数据造假、识别图像篡改、发现异常引用模式，提升编辑的工作效率和识别能力。但最终的价值判断、伦理裁决，依然掌握在编辑手中。
例如，技术可以标记出疑似抄袭的段落，识别出异常的审稿周期，但它无法裁决“抄袭”是恶意剽窃，还是无意中的表述雷同？“异常”的背后是学术不端，还是审稿人无暇顾及？这正是人机协同在学术把关中的基本分工，即机器负责发现异常，人负责裁决是非；技术可以告诉你“是什么”，但无法告诉你“意味着什么”。
在实际工作中，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学术期刊编辑洞察学科发展趋势，识别正在兴起的前沿方向；学术社交平台可以捕捉学术共同体的关注热点。但这些工具提供的只是“信号”，最终的判断——哪些趋势值得跟进、哪些议题值得深耕，还得靠人的专业眼光。
人机协同不是机器主导，也不是人排斥机器，而是让机器做机器擅长的事——处理数据、识别模式、提高效率；让人做人擅长的事——价值判断、方向把握、伦理裁决。数智时代的编辑竞争力，不再是“比机器更快”，而是“比机器更懂什么是好的”。这是机器永远无法取代人的部分。
向知识创新“建构者”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学术期刊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田卫平：在“三大体系”建设战略的指引下，学术期刊被赋予了更高要求。它不仅是学术成果发布的载体，还应成为学科建设的引导者、学术创新的策源地、话语建构的主平台。这就要求期刊、主编、编辑在价值逻辑、角色定位、使命担当三个层面作出回应，推动期刊从知识生产“记录者”向知识创新“建构者”转型。
这种转变的实质，是从“被动服务”走向“主动塑造”。当期刊通过自身构建的学术网络——组织的会议、培育的作者、引领的议题，从评价的旁观者转变为新型评价的参与者和规则塑造者时，意味着学术期刊正在从“制度功能的执行者”迈向“制度标准的建构者”。
从国际学术话语权争夺的战略高度看，传播力建设具有特殊意义。一篇优秀论文通过数字平台广泛传播，可能引发跨国界、跨学科的深度讨论，产生远超预期的知识溢出效应。话语权的本质不是“声音大”，而是“被倾听”和“被引用”。建设自主可控的数字传播平台，拓展多元化的国际传播渠道，是中国学术期刊需要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
站在更宏大的历史坐标中来看，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行业自身的进步，更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阶梯。当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通过本土期刊获得国际关注，当中国期刊的办刊理念能够影响全球学术出版的规则制定，当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真正的解释力，那才是“三大体系”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是我们这一代学术期刊人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 陈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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