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高等教育日益依赖量化指标和经济效益评价的背景下，研究人员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现行的以科研影响力（research impact）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提出了质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研究员露丝·奥康纳（Ruth O’Connor）表示，科研影响力评价体系与实践经验之间严重脱节，因此亟须对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变革。围绕这一研究成果，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大学科研的公共使命

　　已发生转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各地大学的定位发生了深刻转变。原本以服务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的大学，日益被纳入知识经济和市场竞争力的话语体系之中。在21世纪，大学越来越需要对社会负责，科研影响力评价便应运而生。英国的科研评价框架便是其中的代表，澳大利亚也多次尝试将科研影响力框架付诸实践。

　　奥康纳表示，随着公共资金的缩减，高等教育的属性从国家的公共产品转向了类似于私人的“用户付费”体系。随之产生的科研影响力评价体系，虽然旨在确保学术质量，却也带来了“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指标操纵等负面效应。在这些指标驱动下，大学被迫优先考虑完成指标而非履行其公共使命。

　　科研影响力评价体系试图改变大学作为“象牙塔”的刻板印象，激励研究人员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作出更多贡献，进而向社会展示大学研究的实用性。然而，这一体系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力求展现高等教育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并将大学视为在全球知识经济中提高竞争力的工具。奥康纳说，这一评价体系存在的核心问题在于，科研影响力评价表面上提倡社会效益，实际却将成功狭隘地定义为经济回报。

　　评价方法与科研现实脱节

　　面对这一问题，当前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些科研团队正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体系，以评估大学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人员在科研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为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团队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来自不同学科、担任不同职务的教职员工如何理解科研影响力、如何努力实现科研影响力以及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他们的工作。该研究团队成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程学院研究员温迪·罗素（Wendy Russell）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大学中，当前学者对“影响力”的概念和实践方式的理解与其实际经验之间存在四个突出的矛盾点。

　　一是标准化的影响力概念无法捕捉研究的多样性。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将科研影响力定义为学术界以外的贡献。然而，在澳大利亚开展的多个关于科研影响力评价的项目中，科研影响力被具体化为来自研究最终用户的现金支持、商业化收入等。这些指标反映出对影响力的理解比官方设定的定义更为狭隘。一位人文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表示：“对我而言，影响力是有意义的文化行动——就是让文化发生。”而一位拥有机器人和机电一体化技术背景的工程师则认为：“科研影响力意味着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以商业化的东西。”现有研究表明，目前衡量科研影响力的方法并不能涵盖研究工作的全部多样性，一些跨学科和过程导向的领域和方法更容易被忽视。然而，对科研影响力的狭隘概念化导致许多学者感觉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回报，这在需要证明自身能力以获得晋升的青年研究人员身上尤其明显。

　　二是研究的线性可预测路径假设与复杂系统现实的脱节。这个问题源于研究被视为线性且可预测的结果这一假设，这与复杂系统中的研究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学者都在质疑科研影响力评价中存在可预测结果的线性影响路径。甚至有学者表示：“这种线性思维像沉重的包袱一样阻碍我们前进。”许多学术工作都是偶然发生、摸索前进甚至可能是偏离主题的。

　　三是个人成就导向与合作的不可或缺性相冲突。合作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主题，然而，合作的核心地位与科研影响力评估中强调研究人员在特定研究领域取得的个人成就存在矛盾。学术界对合作的描述多种多样，既包括跨学科研究模式，也包括更具临时性和协作性的活动，如圆桌会议或简报会。合作的必要性和益处包括利用不同的专业知识来源、不同的关系网络来提升能力、获得乐趣和精神支持。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能够促进沟通、知识共享以及对不同观点和需求的理解。然而，建立合作关系需要时间，有学者认为，在学术界的其他更实际的活动（如创收、教学和发表论文）之外，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维系这些关系。此外，以竞争为主导的资助和评价体系进一步阻碍了合作。某些学科具有集体性，长期、合作的研究才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力。然而，影响力评价方法及其指标往往会强化研究中的竞争性思维，可能破坏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四是评价审核给学者带来了沉重负担。当被问及展现科研影响力遇到哪些困难时，大多数学者提到了时间滞后、累积影响以及社会效益量化等问题。目前的科研影响力评价体系引导人们思考可以衡量哪些指标，而不是哪些指标真正重要或有价值。这一现状不仅限制了人们的思考，还让学者在展示自己科研项目的影响力时有负担感，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

　　从研究价值视角评价科研

　　目前，研究机构和资助机构对科研影响力的界定和评价方式，与大学科研工作的实际经验、实践和价值观不符。大学衡量科研贡献的方式与研究人员相信的工作价值之间存在脱节，这导致研究过程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割裂开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与艺术研究院遗产与博物馆研究中心高级讲师玛雅·哈维兰（Maya Haviland）也参与了该研究，她对本报记者表示：“为了解决这种错位，我们建议从研究价值的角度重新构建评价框架。”价值的概念虽然通常也被狭义地解读为经济价值，但可以更广泛地理解为某事物的重要性、价值或用途。研究价值评价方法具有四个核心优势。

　　首先，包容多样性与情境性。研究价值评估方法可以被描述为系统、复杂、多元、情境化和动态的方法。它可以在动态的生态系统中，以多种形式在不同层面呈现。这种价值创造的多面性比过去的评估更贴近研究实践。其次，认可参与的价值。研究价值评价方法将参与视为研究过程的核心要素，这有助于认可和整合其他相关知识，并认识到研究应用不仅依赖于研究人员及其活动，还依赖于受众和用户的动机与行动。再次，强调合作创造价值。研究价值评价方法是关系性的，它源于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这种关系性旨在强调合作而非竞争或狭隘的个人成就。最后，支持以学习为导向的评价。研究价值评价方法是以学习为导向的方法，鼓励学者之间持续的对话和反馈循环，支持对价值创造的过程进行学习。

　　哈维兰说，有价值的研究源于研究人员与用户和利益相关者携手合作，共同界定问题、运用研究成果并解决问题。构建以研究价值为框架的评价体系，可以帮助学者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从而满足社会需求。

　　罗素表示，研究价值转向对科研评价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评价研究成果不再主要依据项目结束时的产出，而是以对所有相关方都有意义且富有成效的方式进行。同时，罗素也建议，需要谨慎地定义价值创造。价值创造的内在性意味着人们需要转变思路，不在研究之初就设定线性的影响路径，而是要识别研究的价值所在，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这些价值。罗素总结说：“当研究更注重多方协作并与具体情境紧密结合时，这项研究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