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从“产品输出”向“能力输出”的范式跃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然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企业出海仍面临前期投入大、外部干扰多、跨国经营难度高等一系列挑战。为此，应进一步以系统性政策体系助力我国企业出海实现“体系扎根”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出海新趋势

　　2011年前后，我国迎来第一轮企业出海潮，并于2016年达到顶峰。第二轮出海潮开始于2021年前后，2024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1438.5亿美元，出海企业数量达9400家，创历史新高。出海已成为当前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企业出海正加速实现从“走出去”向“走进去、沉下去、留下来”的深耕。

　　从行业类型看，出海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拓展。早期我国出海企业主要是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大多是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向海外转移。当前，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AI硬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出海企业新主体。2026年前两个月，我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57.9%，其中新能源汽车表现尤为亮眼——比亚迪2月出口新能源汽车达10.06万辆，海外销量首次超越国内。

　　从出海方式看，从“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向“中国品牌”（Brand from China）转变。从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集体亮相，到《黑神话：悟空》掀起中国神话全球热潮，中国品牌正凭借独特辨识度赢得海外消费者认同。在服务业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催生了“Token出海”新形态——中国AI模型与服务正通过API调用、开源生态等方式赋能全球开发者，成为新一轮出海浪潮中极具爆发力的增长极。总体来看，中国出海企业已经向“微笑曲线”两端（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延伸，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升。

　　从出海目的地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南亚地区成为主要出海目的地。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以及全球产业链的深度重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南亚地区成为我国企业寻求市场与资源、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重点区域。2023年，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200亿元。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20.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4.02万亿元，增长20.0%。

　　从出海主体看，从龙头国企出海向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转变。民营制造业企业正在逐渐成为出海投资的主导力量。2006—2020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中，非国有企业占比从19%增至53.7%。2026年前两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4.51万亿元，增长22.8%，占外贸总值的半壁江山。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将企业定位为全球企业，具备鲜明的全球视野。

　　从出海模式看，企业出海模式更加多样化，但核心环节依然留在本土。当前，我国企业出海已从单一产品贸易向全产业链生态输出升级。最常见的是投资建厂型、供应商合作型、海外并购型三大模式。深圳创维集团在印尼、印度、南非投资设厂；英飞源与德国、东南亚经销商合作；迈瑞医疗通过收购DiaSys公司扩大全球布局。虽然积极“走出去”，但出于对国内供应链体系的依赖，研发设计等核心环节大多保留在国内。

　　多元因素驱动企业出海

　　第一，规避全球地缘冲突和经贸摩擦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导致对外贸易风险增加，全球供应链趋向短链化、本地化和区域化。2026年，美国启动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影响调查，欧盟拟推出长期钢铁贸易新工具，均对我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形成潜在冲击。在此背景下，企业出海是构建“多点支撑”的市场布局以分散风险的重要选择。第二，新兴经济体的税收优惠和低成本优势。制造业企业工资成本一般占其总成本的60%—65%。东南亚地区人工成本仅为深圳的三分之一，越南等国还推出“前4年全免、后9年减半”等所得税激励政策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第三，追求新市场和增长空间的内驱力。在国内市场需求不振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将拓展海外市场作为寻求“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策略。同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对工程机械和电网建设存在刚性需求，国产设备价格比竞品低20%—30%、交付周期快50%以上，在新兴市场已占据70%以上份额，使得海外项目毛利率普遍高于国内，成为吸引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因素。

　　企业出海发展仍存挑战

　　一方面，企业出海前期投入大且风险高。前期出海目的地、出海发展模式的决策判断对企业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一是企业出海需要全盘考虑目的地，包括政治环境稳定性、当地华人社群影响力和出海联盟的集体目的地及共建“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所在地等因素。二是开拓海外市场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包括产品标准认证、海外项目人员和打通销售渠道及建立国际化管理体系等方面的成本。三是海外市场在商业环境、语言、文化、行业政策等方面与国内市场存在显著差异，企业需要提前收集信息并做好充足准备。

　　另一方面，多重外部因素干扰下跨国经营难度加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市场习惯、文化背景等差异都可能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市场开拓难度。企业不能简单复制国内核心经营模式，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海外供应链、销售渠道等方面的策略，适应海外市场复杂的法律法规和合规要求。以东南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还存在基础设施不足、市场法规不健全、营商环境亟待改善或行政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成本较低或竞争较小的优势。

　　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出海

　　首先，完善出海服务政策体系，从原则鼓励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包。第一，建立国家级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机制，形成“一个入口、一套标准、一张清单”。对首次出海企业购买境外法律咨询、税务合规等服务给予一定补贴。同时，对重点出海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对出口信用保险给予保费补贴。第二，进一步优化跨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全国司法审判案例线上资源库，整合共享涉外司法裁判文书；准确运用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加强涉外执法司法人才队伍建设。

　　其次，更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功能。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香港作为“战略缓冲区”的功能进一步凸显，可以支持香港与深圳开展合作试点，发挥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一是试点放宽小额内保外贷业务门槛，提高大湾区制造业中小企业在境外融资的可能性。二是充分发挥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功能，集聚香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金融支持。可由出海专班牵头，在香港核心商圈引入内地优质品牌集群进驻，搭建出海经验分享平台。

　　最后，深化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本土产业升级。第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从“华强北”到比亚迪的实践表明，只要产品足够领先，市场自会找上门来。第二，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优势，加快实施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激发国内市场潜力，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

　　（作者系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副院长、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