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天，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前秘鲁教育部长尼古拉斯·林奇（Nicolás Javier Lynch Gamero）漫步在上海外滩。摩天楼群与艺术风格装饰的老建筑在他眼前交错生长，构成独特的城市天际线，这幅景象恰似他充满张力的学术人生。20世纪70年代，他在学校求学时便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近半个世纪后，他终于踏上这片土地，从上海、南京到西安、延安，展开实地探访。

　　在西方自由民主范式深陷危机之际，中国为何能坚定文化自信并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究竟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些问题贯穿了他的整个行程。林奇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他在中国看到的不仅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更是一种在五千多年文明积淀与百年抗争记忆之上生长出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范式的替代性现代化可能。这份带着历史纵深与人文温度的观察，凝结着他对拉美国家走出发展泥潭的殷切希望。

　　追问现代化“元问题”的中国答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初希望了解中国是基于何种原因？此次中国之行是否验证或改变了您的看法？

　　林奇：2025年夏天，我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学术访问与实地观察。短短一个月间，我一直在追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来亲眼看看这个国家？最终，我在一个清晰的印象当中找到了答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创新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过程，恰恰体现了追求和平发展、民族自信与变革勇气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

　　20世纪70年代我就读于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那时我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真正让我的思考走向成熟的，是这次亲身观察。我目睹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迁，也切身感受到这种变迁与我早年求学时对中国的想象之间所形成的差异——这里既有翻天覆地的变革，也有清晰可辨的延续。

　　促使我成行的还有几重现实关切。第一重关切来自思想界：西方左翼，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识分子，究竟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转向？中国正在建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第二重关切来自国际格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持续上升，这个国家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日常焦点，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第三重关切，也是最深层的关切，关乎民主与民主化议题。当人们目睹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看到西方自由民主主义陷入危机甚至导致一些国家濒临破产的困境时，人们自然有理由尝试跳出西方政治传统的框架，去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在都市烟火与历史深处读懂千年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亲自去过上海、南京等城市后，您认为哪些具体现象或细节最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成果？

　　林奇：我对中国式现代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城市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这些景象集中展现了中国在物质成就、社会凝聚力与历史记忆传承方面的成果。以我走访的上海为例，这座拥有两千四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居民聚居的历史虽然久远，但作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却始于19世纪下半叶。如今的上海是中国经济繁荣的鲜明代表。这种繁荣不仅体现在亮眼的经济数据上，更体现在城市的勃勃生机之中。这似乎是一座从不停止运转的城市。从城市风貌来看，乍一看摩天大楼上的天际线，人们或许会以为高楼只集中在市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看似郊区的区域，也随处可见高楼林立。那里有成百上千栋高层建筑，围绕购物中心和服务设施排列。

　　相比之下，南京的城市格局与上海相似，只是人口规模更小，不到一千万。那里同样是高楼鳞次栉比，成千上万的办公楼与住宅楼交错排列，立体交通的高架层层叠起，让人感觉这是一座“无限延伸”的城市，很难辨认出传统意义上的“市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以前的记忆并未完全消失。在现代建筑的背后或旁侧，仍然可以看到其他时代各类风格的建筑。偶尔走进小巷，还能发现20世纪20年代曾构成上海市中心主要风貌的“装饰艺术”风格遗迹，让人们隐约想起那座已然远去的城市。

　　从城市生活来看，这里的人流涌动既熟悉又鲜明，而且格外显得“年轻化”。最打动我的是成群结队出行的家庭，祖父母、父母和子女或孙辈一起走在路上。单从穿着就能区分出不同代际：祖辈多穿着朴素，而子女和孙辈则紧跟时尚。年轻人在人群中占据绝大多数，他们的消费习惯，尤其是在时装与品牌上的投入，既鲜亮耀眼又融合了国际范与本地风尚。这种消费模式在南京、北京等其他城市同样存在，只是在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家庭与青年成群结队走动的场景，让我对一位中国朋友曾提到的观点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中国文化中，家庭被视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代际之间的联系与支持非常紧密，个人的发展往往也与家庭的福祉紧密相连。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历史如何帮助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变？

　　林奇：前面我提到，我想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究竟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一个更为基础但又紧密相关的方面，那就是中国人民对历史与传统的巨大自豪感。这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所特有的自豪感。很多与我交谈的中国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领域，都这样告诉我，而我也在街头巷尾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为自己的历史感到骄傲。这意味着，许多深厚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例如，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拥有高度制度化的行政体制。这种长期的国家建构传统，无疑深刻影响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中国。

　　如果我们不追溯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遭受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就无法理解中国后来发生的一切。当时，西方列强的目标是把中国置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志之下。为此，他们强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开放港口、割让租界，导致中国国家主权不断丧失。这引发了各阶层人民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救国之路的艰苦努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就从未停止。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段历史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我参观了几处极具分量的博物馆，感受到古代历史与近代历史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其中之一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正是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多位曾经访华的朋友都建议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展馆。展馆本身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极大发展的一个例证。展览通过丰富的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从照片、影像资料，到领导人使用过的家具与物品，再到关键历史节点上重要领导人的真人大小雕像。整个展览按照时间脉络展开，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一直延伸到当下。

　　我还参观了一座极为震撼的纪念性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在短短几周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超过30万中国人遇难。这座纪念馆于2014年被确立为国家公祭仪式的永久举办地。馆内通过摄影、电影、录音、雕塑以及对旧城场景的复原等多种方式，真实展现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种种暴行。

　　此外，我还去了西安最负盛名的秦始皇陵，看到了兵马俑。成千上万真人大小的士兵雕像守卫着秦始皇的陵寝。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争战的混乱局面。兵马俑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生动体现了当时中华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超越西方范式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来华，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新的认识吗？

　　林奇：归根到底，促使我此次来中国并在旅途中始终萦绕在脑海的核心疑问是：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层面上，是否正在构建一种现代化发展的“替代性”道路？

　　而今天的现实，给出了明确的回答。1980年至2025年间，中国实现了平均约8.6%的经济增长，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一增长使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于2010年从“低收入国家”正式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正稳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与此同时，这种增长也体现在人均预期寿命的提升上：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25年的79.25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罗斯所言，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增长是否转化为社会福祉的最重要指标。

　　那么，这种增长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这条道路上重要的“经济引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它将发展生产力重新置于首要位置并以此作为改变生产关系的基础。这一转折奠定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策成功的重要基石。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同样关键的因素值得关注。中国之所以始终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还在于国家对各级政府都具备强大的治理能力，能够将所创造的财富在社会内部进行合理再分配和持续再投资。巨大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极高的再投资能力。在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中国的投资率长期维持在40%左右的高位。这种持续的高强度投资，有力推动了人均寿命的提高和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与中方学者就民主议题的交流中，哪些观点最能给您带来启发？

　　林奇：刚抵达中国不久，我便收到了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与西班牙语系的邀请，作了一场题为“拉丁美洲民主化的困境”的演讲。那天，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讨论民主与民主化议题并不容易，但却很有必要，也让我受益匪浅。

　　拉丁美洲的困境，恰恰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危机密切相关。这一视角为讨论打开了空间，使我们得以在中国的成功经验与拉丁美洲的现实之间寻找共同的思考起点。

　　过去一个世纪，“自由民主”几乎成为“民主”的代名词。如今，这一范式深陷危机，西式民主自然不能作为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标尺。此外，中国的发展成就巨大、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但是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从不追求霸权与扩张。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对西式民主的怀疑与批判是有正当理由的。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国家需要开辟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我多次提到，或许某种“民主化工程”能在拉美当前的阴云中开辟出一条新路，但前路如何尚未可知，让我们拭目以待。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西班牙语言文学系教授程弋洋参与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