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的主旨之一。司马迁著《史记》意在“述往事，思来者”，宋人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中国古代学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典范。学术界对经世致用思想也多有研究，但史学何以经世仍是我们正在探讨的重要议题。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申慧青的《经邦论史——宋辽金元史学家的治国之道》（以下简称《经邦论史》）在前人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索。全书分三部分，上篇“‘以史为鉴’与‘得君行道’”，中篇“史事无情  史笔有法”，下篇“宋辽金元治国之论中的理想化人君形象再塑造”。三部分各有侧重，以宋代史论为切入点，对史学如何经世致用，何以“有用于时，有用于世”作了回答。

　　史论是史学资政经世的重要路径

　　经世致用、以史资政是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其主旨在于有用于时、有用于世。《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古代以史资政的代表，也让人们将资政作为史学的主要价值与功用。直至今日，资政经世已然是学术界乃至公众普遍认为的史学价值之一，但关于史学何以资政经世一直没有得到细致的分析与考察。《经邦论史》回答了这一问题。

　　《经邦论史》提出史论是史学资政经世的重要路径。《经邦论史》用上篇的大半篇幅与整个中篇向读者阐释为何史论是史学资政经世的重要路径。作者在中篇的前言中提出：“宋辽金元时期史学家群体中，尤其是两宋史学家，绝大部分兼具士大夫身份，是‘居庙堂之高’的‘在朝’状况，这往往会促使他们通过对历史的记载、讲述与评论，表达治国理念，并希望以此影响现实政治的走向。”作者串联起大众熟知的“王安石变法”与《资治通鉴》，指出二者都是出于深刻的忧患意识，“著史者希望借史而言事，故尤其注重史论的价值，所谓‘论所及者，广可以开明于臣下；鉴所陈者，正可以耸动于人主’”。史论撰述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的评论史事，而是影响朝政，实现自身政治诉求。

　　史论作为史学资政经世的重要路径也存在一些弊端。作者提出，当史论被赋予政治目的，就难免存在一定偏颇。如在以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为首的党争中，尽管司马光等人是史学家，“但恪于学派和政治之争，著史与论史也难免有偏颇之处，其中有些源自政治立场分歧导致的视野偏差，但也不乏意气之争，这是史家的狭隘，也是时代的局限”。

　　史论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作者在序言中提出，“宋辽金元士人的史论往往带有更强烈的治国思路，对于时事与历史的关系有更敏锐的关注，对历史现象的判断与评价也难免带有实用主义的功利性。”史论并非史学家单方面希望对政治产生影响的载体，而是由史学家利用统治者赋予士人发表言论的自由演化而来的。这种自由来自两方面，一是宋代君主对文人的优待，二是宋代君主重视史学，且经常和大臣讨论史事，以此作为切入点治理朝政。

　　《经邦论史》选择以经筵作为核心，以宋孝宗等君臣为例，向读者展现了宋金元君主希望学习历史、与臣子讨论史事；大臣希望通过向君主讲习史书，规劝君主言行、影响朝政的双向互动。以往学术界虽然对经筵也多有关注，但是或注重于内容，或注重于君臣关系，对史事如何通过经筵影响政治的讨论较少。作者在论证后指出，“宋金元的经筵侍讲活动为士大夫‘得君行道’制造了机会，经筵官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是深受执政者信赖的臣子，可以近距离地接触皇帝，能够更直观地判断政治形势和君主志趣，他们又具有‘帝师’的身份，依托于儒家传统中‘尊师重道’的成分，他们以讲读经史为由，可以进行更直接的劝谏”。

　　史论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不止于此，作者以下篇为核心，展现了史论尤其是史论中的君主评价对政权统治者和社会风气产生的影响。“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人们面对经验教训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往往在评价中有着“善”与“不善”的分别。《经邦论史》提出，宋辽金元史家构建出自己理想的君主形象作为榜样，令“前朝君主都具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同时，这一榜样随着社会思想与史学的发展，逐渐“表现出从‘政治强人’到‘道德完人’的转化”。而这一思想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对君主的评价与认识。

　　同时，作者提出，君主和大臣又往往利用史论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力，“通过史著与史论建构或‘明’或‘昏’的形象，以实现其维系正统秩序、维护政权稳定和教化民众的目的”。如宋太祖的形象即发生了“从武将开国”到“有德明君”的转变。这样的行为逐渐影响了野史笔记以及小说逸闻、戏曲唱段等通俗文学中的君主形象。这些形象，“既是鲜活的民间想象，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史学观念对君主形象的塑造”。

　　对何以兼顾论史与经邦的讨论

　　经邦致用不是史学研究的全部，作者在对史论如何发挥资政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展开讨论的同时，始终不忘对论史与经邦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以此回答学术界关于史学是否应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一议题。作者的答案是史学无法独立于政治之外，但是史学可以兼顾论史与经邦，且论史与经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冲突。

　　史论作为资政经邦的主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产生影响。同时，作者提出，社会政治的发展是史论产生的重要推动力。对历史形势的论述贯穿于整部书，从全书开篇第一章“植根于实用的著史风潮”开始，作者就未尝离历史而论史学。全书始终将社会政治与思想作为史学产生的背景进行交代，甚至在中篇，每一章都先交代政治形势与历史思潮，让读者理解史论为何受到重视、为何发生具体的变化、为何能对政治产生影响。作者构建这一路径闭环，为读者真正呈现了史学通过论史经邦致用的密钥，也回答了史学为什么是与人类社会共存的有用之学。

　　从孔子著《春秋》，寓褒贬于记事，微言以大义；司马迁撰《史记》，“述往事，思来者”；直至顾炎武“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的认识，正是以史经邦思想让中国传统史学历经数千年岁月更迭，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让中国传统史学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作者对宋辽金元时期史学以论史资政经邦，又以经邦为目的推动史学发展的这一考察，对当代史学如何开展研究以及对史学功用的思考无疑有着新的突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