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5日，中国近代史学家苑书义（1929—2025）先生与世长辞。在他九十六载的人生中，不仅留下了《李鸿章传》《中国近代史新编》《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张之洞全集》《明月斋史学文选》等传世之作，其生前诸多贡献亦值得铭记。其中，在1981—1991年担任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任期间，他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构筑史学人才高地所倾注的心血，不应随时间湮没。

　　1990年，我入职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时，已接近苑书义先生在历史系开展人才建设工作的尾声。从我顺利入职，到家属调动安置以及解决住房问题，每一步都让我深切感受到，系党政领导班子，在队伍建设上既富有进取精神，又作风扎实。

　　当年，苑书义先生引进与培养人才的举措，堪称一套立足长远的“组合拳”，旨在对历史系进行整体改革，打造国内一流的史学高地。其一，凝聚共识，锁定目标。他首先团结领导班子，明确高远目标，齐心协力，稳步推进，确保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其二，敢于碰硬，精简队伍。为给引进人才腾出空间，他顶住压力，对长期业务不达标、发展潜力不足的人员进行了调整。此举最为关键，也最需胆魄。苑书义先生之所以能推动成功改革，既凭借其崇高的学术威望、卓越的领导力、过人的智慧与胆识，以及坚定的决心，也与其为学科发展不计个人得失、胸怀坦荡、公正廉洁的作风密不可分。其胆识与公心，由此可见。近年来，随着新人不断加入，已鲜有人了解苑书义先生当年“壮士断腕”般的决心，更少有人静心思考这一举措对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深远的奠基意义。其三，瞄准时机，大力引进。苑书义先生抢先入手，逐年引进、积极培养，逐步构建起覆盖中国史、世界史的较为完整的学科阵容。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硕士毕业生陆续走出校门，成为他重点引进的对象。在其任内，引进和培养的人才大致可分为两批：第一批包括沈长云（先秦史）、孟繁清（元史）、王玮（美国史）、任恒俊（中国近代史）等近十位学者。他们大多基础扎实，很快崭露头角，后来均成为学术界中坚。一所地方院校，能在短期内集中引进这样一批业务成熟的学者，在当时国内高校中实属罕见。第二批则以77、78级毕业生为主，如董丛林（中国近代史）、邢铁（唐宋经济史）、梁茂信（美国史）等20余位教师。他们或本科学业优异留校，或获硕士学位后引进和留校，后来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两批人才彻底改变了历史系的人员结构，成为教学与科研的绝对主力，在同级别高校中形成了显著的人才优势。

　　纵观苑书义先生构筑人才高地的全过程，可见其清晰的战略布局。一是注重梯队与持续发力。尽管引进时间相对集中，年龄层次不易拉开，但整体仍形成了高、中、低的梯队雏形。这不仅缓解了职称评定等现实压力，更使人才队伍能相互激发，形成持续发展的合力。二是强化学科综合布局。引进培养并非局限于其本人从事的中国近代史，而是统筹考虑了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各阶段，以及文献学、史学理论等专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世界史学科建设高度重视：除首批引进王玮、马生祥等教师外，还破格留用英语优异的78级本科生刘广太，后者成为国内较早的加拿大史专家；为引进梁茂信老师，他专门争取校领导特批了当时极为紧缺的家属住房。此外，他还积极推动与国内世界史重镇合作，出资委托培养数位研究生，毕业后来系任教，充实了世界史队伍。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务实抉择。当年引进的人才均为青壮年人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举措折射出苑书义先生攻坚克难、打持久战的决心，其潜台词或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好硬仗”。更令人感佩的是，历史系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也妥善安置了大部分家属的工作。

　　或许有人认为，苑书义先生当年德高望重，身居领导岗位，办事理应顺遂，实则不然。个中滋味，若非亲历其中，外人恐难深知。但即使如此，他并没有因困难而气馁，而是想方设法，从学科建设大局着想，迎难而上，义无反顾。

　　这片历经近十年构筑的人才高地，在其后二十余年间，成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天，当我们为学科成就感到自豪时，不应忘记那片高地，更不应忘记为之呕心沥血的苑书义先生。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