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石。其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蕴藏着深沉的历史意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着不竭的进取精神，文化的主体性与生命力由是彰显。可以说，连续性和创新性二者相辅相成、相形相生，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基本要素。由此出发，考察唐宋文学演化发展之机理，不难看到其间蕴藏的“继承—建构—发展”这一脉络。

　　创新性以连续性为底色，宋人对唐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与礼敬奠定了唐宋文学演化发展的基础。宋人对唐代文学遗产的继承是全面而持续的。早在宋初，宋太宗就下诏编纂《文苑英华》，在这部收录了前代2000余位作者、近20000篇作品的巨著之中，有唐一代作品占到全书的90%，许多唐人诗文赖以流传至今。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修成后未立即刊印，宋真宗时曾两度校订，到了南宋，孝宗、宁宗两朝又接续校订，才得以正式刊行。周必大在序中说：“盖欲流传斯世，广熙陵右文之盛，彰阜陵好善之优，成老臣发端之志。”与周必大一同校勘的彭叔夏则是“考订商榷，用功为多”，撰成《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可以说，这项跨越两宋的宏大工程，蕴含着宋人对唐代文学的礼敬。稍晚于《文苑英华》的初纂，姚铉在宋真宗时以一己之力、穷十年之功编成《唐文粹》一书，流行于世。在此书序言中，姚铉盛赞唐贤文章“迹两汉，肩三代”“气包元化，理贯六籍”“英辞一发，敻出千古”。此后又有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四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吕祖谦《古文关键》、赵师秀《众妙集》《二妙集》、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谢枋得《文章轨范》等若干专录或宗尚唐代文学的选本陆续问世，唐人别集的编纂与刊刻更是不胜枚举。纵观两宋三百余年间，唐代文学作品风行海内，为时人创作提供了深厚滋养，启示着创新路径。

　　创新性内蕴于连续性之中，宋人对唐代文学典范的选择与建构涌动着新的文学精神与时代意蕴。对于唐代文学，宋人不仅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更注重文学典范的选择与建构。以杜甫、韩愈为代表的唐贤诸公被宋人屡屡提及，成为万千文人士大夫追慕效法的对象。宋人或从积学的角度称赞“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或从创辟的角度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或从人格的角度称赞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叙》），称赞韩愈“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不一而足。这些经典论断，固然包含着对杜、韩的尊崇，可谓宋人钻仰唐贤的心得语，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字里行间不乏夸饰、想象的成分，不必尽为信史至论。那么，宋人为何这样讲？大概不只是推尊唐贤的情感使然。黄庭坚之所以把杜、韩之积学说成“无一字无来处”，目的是为其“点铁成金”的理论张本。苏轼之所以建构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形象，乃与宋代政治背景、文人境遇等问题密切相关。要言之，宋人在对唐代文学典范的选择与建构过程中，充分注入了主体自觉与时代观照，使之步入现实，从而介入现实，成为时代精神的标识与先导，成为宋代文学与文化观念的寄托，为文学创变提供历史理据。

　　连续性因创新性得以实现，宋代文学在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对唐代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苏洵曾着意将韩文与欧文进行平行比较，凸显欧文“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的新貌，至谓韩门弟子李翱文“有执事之态”，韩之座主陆贽文“有执事之实”，不但指向欧文折衷骈散之创变，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屈唐就宋的姿态，至“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上欧阳内翰书》）数语，迈越前古、独标当代之用心颇为显豁。苏洵这番话并非一厢情愿地故作姿态，他不仅精准道出欧文的特点，甚至不期然而然地揭示出欧阳修以降古文渐收全功、以臻广大流行之境的历史成就，表明了唐宋古文在创新中实现着传承。事实上，不独古文，诗歌亦然。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新貌，本就是从唐诗罅隙中不断蔓延、拓展、变化而出，最终“自出己意以为诗”（严羽《沧浪诗话》），成为宋诗的代表，几乎与唐诗分庭抗礼。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诗人虽多受江西诗派沾溉，却也颇识其流弊，一些诗人在改良、变革、超越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在这条自我变革的道路上，宋人再次回到唐诗、重新发现唐诗，无论回到盛唐还是中晚唐，无论回到李杜还是姚贾，在为宋诗自身提供滋养的同时，更延展了唐诗的生命力。相比于诗文而言，词在有宋一代更富有创新性和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源于词体演进过程中的内部留白，也有赖于唐宋社会变革的外在环境。于是，词“至柳永而一变”，“至轼而又一变”（《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最终占据了“一代之文学”的地位。在宋词演化与发展过程中，初承唐五代词之余绪，而后不断打破文体界限，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为全面汲取、转化唐代文学资源提供了重要契机。刘京臣在《盛唐中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晚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二著中，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直观展现了唐诗与宋词的渊源影响关系，有力印证了连续性和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总之，从连续性和创新性看唐宋文学，有助于跳出“唐宋变革”的思维定式，更加全面客观地把握文学史发展趋势与演化规律。当然，这只是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观照文学研究的一次局部性尝试，至若以统一性和包容性观照文学地理研究、以和平性观照文学观念研究、以五大特性关系观照文学与社会研究，尚待不断开拓。凡此，不仅有助于增益中华文明研究的维度与面向，也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拓殖与创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与发展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