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唐宋文学”这个名词时，其实就是对唐、宋时期的文学史进行整体观照，也就是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多将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分为两期的思维定式进行反思。从一百多年文学史编撰的实际情况来看，把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分成不同的文学史时期是比较合理的。唐、宋之间隔着五代，五代文学常被视作唐代文学的尾声。由于五代被后人称为“乱五代”，在短短的五十年间，中原地区竟然经历了五个朝代、十多个皇帝，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唐末作家流离失所，流亡殆尽，唐代文学基本画上句号。接踵而来的赵宋王朝的文化确与唐代文化颇异其趣，文学也各有特色，把唐、宋分为两期未尝不可。

　　文学史本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虽然它有时咆哮奔泻，有时平静流淌，但从未在任何时刻有过停歇。我们书写的文学史论著则是对这条历史长河所作的理论阐释，就像对河流的分段考察或截面测量，它提供的描述或结论都是从局部着眼的，而且是静态的。任何文学史分期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难免对这条长河的整体真实面貌有所遮蔽或歪曲，因此，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打通历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提出关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法，他认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这个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其实，古人早就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研究文学史也不能例外。笔者虽然赞成撰写文学史时把唐、宋两代分为两个阶段来处理，但也认为在各个朝代的文学之间，唐代与宋代最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观照，用“会通”的眼光观照唐、宋两代的文学，才能使某些发展脉络或时代特征更加清晰。《中国文学史》宋代编的节目中，就有“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宋诗对唐诗的因革”等表述，这些都体现出会通唐宋的编著理念。

　　自从宋诗产生以后，关于唐、宋诗之异同优劣的讨论便众声喧哗。由于人们讨论唐宋诗之关系时较多着眼于两者之歧异，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唐诗与宋诗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诗歌，彼此之间缺少共同之处。又因为唐诗是古典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一座高峰，由唐诗所奠定的美学风范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历代读者的心理定式，所以人们往往以唐诗为参照坐标来责备宋诗偏离了唐诗的艺术规范。宋代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已经对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一些特征作了严厉的批评，这种以唐诗为最高典范，从而对宋诗有异于唐诗典范的各种体现给予否定的意见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在明代，许多论者如刘崧、李东阳、何景明等人都对宋诗极为轻视。这种观点在明以后也不绝如缕，直到现代，尚有人认为宋诗味同嚼蜡，宋诗的艺术成就与唐诗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也有论者能以比较公允的态度来看待唐、宋诗之优劣异同，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些能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唐、宋诗之异同的观点。宋末元初的方回编选了大型的诗歌选本《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此书虽然稍有偏爱宋诗的倾向，但基本做到了对唐、宋诗一视同仁，体现出较强的历史意识。清人吴之振进而指出：“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诗钞序》）他意识到因为宋诗对唐诗有因有革，它才能取得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历史地位。清人叶燮的《原诗》对唐、宋诗关系的论述更为深刻，他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又说：“譬诸地之产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叶氏以木比诗，此喻甚辨。

　　我认为，唐、宋诗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它们赖以生存的文学史背景各异。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临的形势是诗歌已经经历了长期的积累而尚未达到高峰，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呼唤着巨人的出现。从建安时代开始，诗人们对五七言诗的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主要围绕骈偶丽辞和声律谐和两个方面展开。从曹植、陆机到沈约、谢朓，再到南朝后期及隋代，五七言诗距离格律化只有一步之遥了。同时，建安诗人用力书写社会场景，正始作者着意刻画内心律动，这两种取向基本涵盖了诗歌所能表现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大领域。如依具体题材而分，则乐府诗、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田园诗、山水诗、咏物诗、拟古诗乃至玄言诗、宫体诗都已出现，五七言诗的题材种类已大致齐备。唐代诗人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开创了一代诗风，唐诗正是在八代诗的坚实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一座大厦。

　　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代诗人面临的历史条件远不如唐人来得优越。登峰造极的唐诗只给后人留下很狭小的发展空间，唐诗的“高峰”给宋人的创作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宋人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这座“高峰”，因此，他们的创新就有很大的难度。论题材，宋代的社会生活并未比唐代增添太多新的内容，而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各臻其妙的程度，当宋人想写某一题材时，几乎总能发现唐人已经留下同一题材的名篇或名句。论体裁，由于先唐诗人在声律、丽辞上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唐人就水到渠成地实现了诗歌的格律化，从此确立了五七言诗的古体、今体诸形式。但由于唐人对这些诗体都已得心应手，宋人在体裁方面就很难再作什么创新了。除了格律和对仗手法的灵活多变之外，宋人在诗歌形式方面基本上延续了唐诗而无所变化。所以，当我们对唐、宋诗进行比较时，不应忽略它们所处的文学史背景，否则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而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一味指责宋诗成就远逊唐诗，就更没有意义。

　　宋诗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宋代诗人在唐诗的巨大压力下并未放弃努力，未跟在唐人后面亦步亦趋，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创新精神，创造了与唐诗颇异其趣的一代诗风。在题材上，宋代诗人努力地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向深处发掘。宋诗成功地做到了向平凡的日常生活倾斜，唐人关注不够的琐事细物都成为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写了不少咏农具之诗，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更趋向世俗化和平凡化，比如，唐代的山水诗多咏幽静绝俗之境，而宋人却喜写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唐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更像是喧嚣中的“尘外人”，而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更像平凡市井的“普通人”。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许多宋代诗人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们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而陌生的，如梅尧臣诗的平淡、王安石诗的精致、苏轼诗的畅达、黄庭坚诗的瘦硬、陈师道诗的朴拙、杨万里诗的活泼等。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他们的诗美理想殊途同归，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以平淡为美的诗学观点显然是对以丰神情韵为特征的唐诗美学风范的深刻变革，这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宋诗的整体特征几乎可以看作是对唐诗特征的有意疏离或变革，所以这两种诗歌的特点必然是相对的，也就是具有互补性的。由于唐诗在前，它在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上都占有先机，它先在最有利的方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宋诗只能选择唐代诗人所忽视或遗弃的领域来创造自身的特色，它要想与唐诗平分秋色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宋诗在总体上显得不如唐诗那么活色生香，宋诗的某些特征不免有些过火，这都与它的文学背景有关。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