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入的本质在于城市新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在民生、文化、身份等方面“差异的消减”，是城市新移民在进入移居地后，被逐渐同化并产生身份认同的过程，涉及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等维度。

　　第一，经济整合。经济整合是指城市新移民在移居地的就业、收入、住房等方面的情况，是个体经济地位的综合反映。不同的职业隐含着城市新移民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场域；收入水平折射出个体的经济地位；居住环境实质上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一种具体物化表现形式，是个人财富状况与社会地位的体现和凝聚。迁移本身就是迁移收益与成本衡量下的理性选择，如果城市新移民能够跨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获得更高的收入，支付住房、入户等迁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融入移居地也就更容易。

　　第二，行为适应。行为适应意味着城市新移民不仅在理念层面上表示认同，而且真正理解并融入当地的行为规范体系中，在实际行为中能够依照移居地所认可的规则和习俗来行事。行为适应程度可以从人际交往、社区参与等方面体现。城市新移民的人际交往随着居留时间的延长而不断拓展，从最初的高度同质化到逐渐纳入异质成分，即从主要依赖老乡、亲戚等以地缘、血缘为依托的人际交往到逐步向外延伸，与本地居民的交往不断增强，有助于城市新移民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融入；此外，当城市新移民积极参与社区所举办的文艺演出、体育竞赛、邻里聚会等各类社交娱乐活动，这表明他们渴望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融入社区的生活氛围；同样，参与社区居民代表选举、单位内部的民主讨论等体现了他们对融入当地社会治理体系的意向。再者，是否积极投身城市志愿者活动，充分体现了他们希望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渴望融入移居地的强烈意愿。

　　第三，文化接纳。文化接纳即城市新移民对移居地的文化内涵、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理念的认知深度和认可水平。文化接纳的浅层是语言和饮食习惯等，城市新移民越熟悉移居地的语言，越易于沟通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饮食种类和饮食习惯的多元化都是城市新移民在移居地长时间的生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使生活更好”的策略。文化接纳的深层是内在价值观的适应。城市新移民要融入新的环境，就必须对移居地的道德观念、生活态度、社会价值等内在价值观有一定的了解和接纳，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能够与当地的社会氛围相契合，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接纳，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的城市生活。

　　第四，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包括城市新移民对自己“过去是谁”“现在是谁”和“将来成为谁”的自我身份认知、与本地人的关系认知以及与家乡人的联系变化三重维度。身份认同是实现社会融入的最高层次，城市新移民是否认同所在城市的“本地人”身份，成为衡量其融入的标志。只有对移居地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时，城市新移民才真正地实现社会融入；若他们依旧保持过客心态，认为自己只是寄居异乡的“外地人”，自己的未来和“根”依旧在故乡，则表明城市新移民在社会融入方面还存在隔阂。

　　一是制度藩篱。一方面，户籍制度造成了社会融入过程中心理上的“天花板效应”。户籍上的本地化并非通过个体努力能够改变，而是制度安排的问题，城市新移民在心理上会对这种制度上的障碍有着较强的无力感，从而主动放弃融入这一选择。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使得城市新移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面临诸多不均等，这会使他们在心理上感觉自己与本地人存在差异，阻碍其社会融入进程。

　　二是群体边界。群体边界即有差异性的群体间通过使用各不相同的标记相互区别，以此划开彼此的界限，并形成“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共识性概念区分。目前，仍然有部分本地居民对城市新移民有诸多误解和排斥心理，认为他们的到来抢占了就业机会、加剧了城市拥堵、影响了城市形象，并用一些污名化的消极特征将城市新移民标定为“外群体”。来自本地居民的歧视会严重打击城市新移民的融入积极性和信心，扩大他们与移居地之间的心理距离，群体间的敌意冲突也相伴而生。

　　三是心理区隔。就部分城市新移民而言，他们虽然栖身城市空间，精神文化却与所在的城市空间相割裂，在内在观念与外在行为方面，依然保留着浓郁的乡土眷恋之情以及原有的生活习惯，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对于移居地在心理上的认同感相对匮乏。与此同时，鉴于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城市新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在道德伦理观念、目标规范等社会价值认知领域存在着不一致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城市新移民，极易产生自我怀疑的情绪以及内心的冲突。城市新移民所具有的群体认知特点以及行为模式，致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难以顺利地融入移居地的生活当中。他们缺乏对城市社区这一全新生活环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导致他们陷入一种地理空间上快速“走进”但心理空间却缓慢“融入”的矛盾张力之中。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中，也在他们与城市环境和人群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显现，影响着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和适应程度，同时也对城市的社会融合和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的过程是多重影响因素交织的动态过程，不仅包括制度性的单向适应，也包括主观性的双向融合。因此，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应从完善社会制度、促进交往互动、重构集体记忆三个层面综合推进。

　　第一，以制度支持保障群体利益。一是完善入户政策。城市要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立一种经济导向、人口素质导向和人文关怀导向三位一体的入户条件，既关注高学历、高层次的人才，也要关注居住年限较长但能力较弱的移民、移民新生代等群体，以“存量优先”“二代优先”“能力优先”为原则，实现城市新移民的落户愿望。二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相剥离，尽可能使城市新移民与本地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与时俱进地针对移民新生代、少数民族移民、高学历移民等城市新移民群体补齐政策缺口，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从“粗放型”向“精准型”转变，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第二，以双向互动打破群体边界。本地居民的态度和两个人群的互动交往对城市新移民的认同意愿至关重要。融入是双向互动的，城市新移民能否真正成为移居地的一员，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本地居民的接纳。因此，一方面，应通过市民化教育提升城市新移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城市文明素养、社交沟通能力，从而使其逐步革新生活方式、展现城市的新市民形象，并主动与本地居民形成良性的互动模式；另一方面，引导本地居民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他们，摒弃先入为主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使他们认识到城市新移民是城市繁荣发展的建设者和书写者。通过相互的理解与接纳打破群体边界，共同营造一个充满活力、公平正义且团结友爱的城市社会环境，让城市在多元融合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使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平等与尊重，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第三，以社区建设重构集体记忆。城市新移民带着集体记忆来到城市，身处新的环境中面临记忆结构的断层，需要找到记忆的归属与连接。社区作为城市新移民与本地居民共同生活的空间，是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着力点。首先，持续完善社区实践载体，为居民打造多元一体的休闲文化和生活实践场域；其次，开展社区协商议事，拓宽城市新移民的社区参与途径，发挥城市新移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精神，提升社区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最后，积极组织多元文化活动，促进城市新移民与本地居民在交流中改善彼此关系，共建新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