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全球化是虚实高度融合的全球化。基于货物和人的流动的传统全球化与基于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平台的数字全球化已经融为一体，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大趋势下，二者难以清晰地分割开来。因此，可以用“数字全球化”一词来概括当今时代的全球趋势和特征。那么，数字时代的全球化与以往时代的全球化有何不同，新在何处？对社会、国家和世界将造成何种新冲击？

　　数字时代的权力变革

　　数字全球化进程中最为深刻的权力变革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数字时代推动全球化的关键新力量。从地理大发现到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处于世界边缘地带，有的甚至沦为国家间战争的工具。相反，美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利用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身份，奠定了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此可以说，全球南方国家在数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一直处于被排挤、忽视的“边缘地带”。20世纪90年代国际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世界进入数字时代，与这一时代的开启同时发生的历史进程是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快速上升，如今已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并驾齐驱。全球南方国家是数字时代的全球化主角而非配角，他们从一开始就全面参与对数字化变革的引领，正在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对北方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尽管西方世界仍占据优势，数字鸿沟仍存在，但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已成为数字经济崛起、数字科技发展和数字政府建设的代表性国家，并深度参与全球数字规范的制定。中国的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平台正在引领数字全球化浪潮。

　　另一支重要力量是跨国数字公司，它们是数字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兴力量。在传统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通过向全球各地输送商品和建立全球贸易关系推动全球化的演进。但诸如石油公司和金融公司等跨国公司并不直接介入全球公众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网络。跨国数字公司不仅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还超越了传统跨国公司的角色，正在重塑全球社会网络、媒体舆论格局和意识形态，甚至作为重要博弈者参与重大政治进程和战争冲突。它们第一次兼具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安全功能，尤其是在那些政治和安全决策深受公司资本影响的西方国家，跨国数字公司拥有强大控制力的趋势更加突出。比如，脸书用户已囊括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这意味着海量用户史无前例地聚集在同一数字平台，共同活跃在相同的数字舆论场。此外，在一些国际冲突中，社交媒体平台、网络科技公司、人工智能公司纷纷下场，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罕见的一幕，同时也改变了全球权力的分布，成为一支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力量。

　　多中心和生成式的全球数字关系

　　互联网发展初期，世界建立起信息供给和信息接收的点对点联结关系。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已经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缔结多中心和生成式的全球数字关系。全球化的多中心性日益突出，“星团式网络”将世界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星团式网络”意味着既有大小不一的无数中心或类中心的节点，又有围绕这些中心或节点的大小网络并相互嵌套交叉，极高的网络密度让全球数字关系更像是一个既流动又坚硬的紧密关系。众多全球电子商务平台成为全球数字交易的多中心节点，每一个平台都涵盖众多供应链网络、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区块链网络是一个缩微的多中心体系，将数据分布式存储在多个节点并实施去单一中心的管理。多中心新联结形成了全球化的“熔浆效应”，即全球化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存在无数中心的熔浆整体。一方面，很难厘清关系链条并在此基础上切割关系，就如同难以切割熔浆、将其分成完全独立的部分一样。另一方面，即使部分链条被强行剥离（注定是不彻底的剥离），关系会重建，如同熔浆会流动并重新填补空缺、融合成新熔浆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全球化已死，认为美国可以不依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而独善其身，这明显是对全球化新联结做出了错误判断，低估了全球化关系的难以分割性以及重建能力。

　　数字时代的全球数字关系是生成式的，能够基于创造和学习而催生新事物的诞生、新关系的建立或者原有关系的重组演进。全球数字关系早已不是简单的信息和数据交换关系，无论是参与主体还是数字平台都经历了生成式变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传统的信息传递，但同时，用户又是内容的创造者和新的数字社会圈层的创造者，这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全球互联”关系。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数据扩散、传递和获取更加精准，与此同时，大量用户的使用行为和大规模语料库的更新又不断强化着大模型的深度学习能力，人与技术模型建立起相互推动、快速革新并能创造新内容的生成式关系。关系本身在不断进化和重建，这是全球化的崭新状态，与此相关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都处于变动中，甚至随时有发生大变革的可能性。因此，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做好面对随机性“全球大裂变”的准备，以往的线性变化思维已经不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对于试图撕裂全球化并彻底改变全球化关系的国家来说，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无视国家已不能单独改变全球关系的现实，单边主义行动反而会遭遇强劲的改造式“反噬力量”。

　　数字时代战略性和敏感性的后果

　　全球化已经进入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阶段。以往的技术革命浪潮从发生到扩散是缓慢的，而数字全球化革新频率快，几乎所有主要大国都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战略性，赋予相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以战略价值和意义。除了中美两国之外，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等也都高度重视数字科技的发展及其在全球技术革新浪潮中的优势地位，激烈的技术竞争正在上演。对战略性的关注带来的公平竞争并不是什么问题。但现实中，国家间的实力差距、复杂关系和竞争烈度往往会扭曲竞争关系，一旦将对战略性的关注与对抗性身份关联起来，就会导致大国竞争风险。

　　与战略性相关的另一属性是敏感性。当然，敏感性并非都源自战略性，与数字技术的渗透力和普及度亦紧密相关。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核设施、能源和电力设施、交通航运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等）都已高度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于这些设施的管理和运行，并广泛应用于国家治理和公众日常生活。因此，涉及数字技术的行动和问题会诱发严重的敏感性。事实上，美国政府甚至将这一问题与所谓“技术民主性”挂钩，试图建立一个排斥中国的所谓民主科技阵营。过度安全化是数字全球化时代异常棘手的安全问题，过度安全化的行动源于“全球化导致束缚性和脆弱性”的观念，导致数字相互依存关系的武器化，激化了相关国家和实体采取回应性的反制措施，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观念，形成国家间关系的恶性循环。这是数字全球化的世界面对的一个危险陷阱。要走出这种困境，主要大国必须作出表率，尤其是美国要及时纠正错误的竞争观和安全观，使国际社会有机会扭转各国深陷安全化旋涡的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公司政治化的安全冲击及其对中国全球数字治理战略的影响研究”（21BGJ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组织与全球南方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