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古代对外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元明，见证了我国人民与亚非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今天，重温彼此往来的交往历史，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具有重要意义。

　　元明之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

　　我国与海外进行人文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国语·齐语》载，“越裳献雉，倭人贡畅”。到秦汉时期，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显著提升，在陆上丝绸之路开通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随之兴起，如《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一条中国商船前往南海和印度洋的航线：

　　自日南（今属越南）障塞、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今马来西亚），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沿海），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沿海），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西亚柔佛州），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

　　在交易中，“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缯”系丝织品的统称，运输的路径又是海上，可见海上丝绸之路已名副其实，且已到达了印度半岛的南端。

　　东汉桓帝时期，“大秦（当时的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可见，欧洲也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与汉王朝进行通好交流。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鼎盛王朝，虽通往西域的陆地丝绸之路极为发达，但海上丝绸之路也不遑多让，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国家的商人纷至沓来，有些还长期定居广州进行坐商交易。据有关记载，当时广州居民约25万人，其中外国人就有1万多人，如今在广州北门外还留有“回回坟”遗址。两宋时，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时人李邴写下了“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福建泉州商贾云集、海外贸易兴盛的繁华景象。

　　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元朝在拓展海外贸易、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上承唐宋，下启明清，是我国历史上通过海路对外贸易最繁荣的朝代之一，所涉地区之广、贸易商品之多、人文交流规模之大都远超唐宋，从而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发展。

　　宋代海外贸易虽然发达，但大多“以马拉巴尔海岸（今印度半岛西南海岸）为终点，少有西航入波斯湾者”。到了元代，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者已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还开到了东非沿岸，如元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提及的“层摇罗”，就是当时东非海岸附近一岛屿的名称，谓“国居大食之西南，崖无林，地多淳，田瘠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

　　除航海技术的进步为元朝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提供支持外，政府采取的开放和优惠措施则进一步促进了海上交流的友好往来。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把“亲仁善邻，国之美事”作为重要国策，至元十五年（1278）派使者出海，“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藩”。同时，为扩大影响，泉州市舶司还传谕海外客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些举措产生了明显效果，南海和印度洋等地的商船纷至沓来，位于斯里兰卡北部与印度半岛南部的马八儿屿因具有天然“控西北之隅”的地理区位优势，东西方船舶和商人多会聚于此，一度成为印度洋上的商业中心。

　　元顺帝年间，汪大渊曾两次随船出海，沿海上丝绸之路游历，先后到达220个地区和泊靠点，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地区的10倍之多。通过《岛夷志略》，也可看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与途经区域的广泛。

　　郑和下西洋是在元朝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延展，行走的路线更加清晰。随行人员马欢言，“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郑和船队通常是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先到福建五虎门，由五虎门南下占城（今越南南部），再由占城到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爪哇等地，穿过马六甲海峡往西前往印度半岛，郑和前三次航行的终点是印度半岛南端的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从第四次开始，又越过印度半岛南端，到达波斯湾沿岸，后又曾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口和非洲东岸诸国。与元朝时相比，郑和的航行是官方组织开展的贸易交流，不仅扩展了交往领域和范围，如与东非沿岸的很多国家进行了互动交流且不限于物产，而且涵盖了技术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使得明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友好关系，书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

　　海上丝绸之路拓展的历史贡献

　　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完成了对海外诸国从“想象”到“写实”的认识深化，了解了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的状况，纠正了原来主观印象与客观原象的一些偏差，使东西方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使亚非地区之间的友好关系达到了空前状态。

　　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首次航行回国，“琉球、中山、安南、暹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门答剌、满剌加、小葛兰”就遣使前来。永乐十七年第五次出使西洋时，更是带回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者，有的还是搭乘郑和的船只前来的。永乐二十年第六次出使西洋后，转年来中国友好交流的国家共“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拓展后的具象化表现。

　　凡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之地，中国人民与当地民众皆友好相处，公平交易，因而颇受欢迎，“见华人舟，跫然以喜”，“凡见唐人至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若故旧”。同时，一些中国人留居当地生活，如马欢在提到爪哇国时称，“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剙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自新村投南，船行二十余里，到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其港口流出淡水，自此大船难进，用小船行二十余里始至其地，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

　　中国在带去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同时，也对海路沿线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元明之际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拓展了一条经济线和文化线，更拓展了一条人类文明的进步线。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