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和国家对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当代价值，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冯时先生新著《文明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以深厚学养和独特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理论框架。

　　作为长期从事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福利研究的学者，笔者在通读全书后深受启发，并愿意从社会学与文明理论对话的角度谈几点粗浅认识。

　　范式转换：

　　从技术文明观到德性文明观

　　《文明论》开篇即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人类以何种标准衡量文明与野蛮？是技术，还是道德？作者明确提出，如果“文明”可以概括为一种统一标准，那么这种标准绝不可能是形而下的物质标准，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精神标准。这一论断，对于习惯于以生产力水平、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硬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的现代人而言，不啻为一种深刻的反思！

　　该书对西方以城市、文字、青铜器等物质要素界定文明的标准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批判，指出这种源自西方考古学传统的“文明三要素”说，本质上是将文明简化为技术进步与社会复杂化的物质过程，忽略了文明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相比之下，中华文明自其源头起，就将“文德”而非“器用”置于文明的核心。书中通过对《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中“文明”概念的溯源考辨，雄辩地论证了在中国传统中，文明的本质在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核心是人文化成的道德教化过程，目标是成就“文明之人”、建立“文明之世”。

　　这种“德性文明观”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社会学领域，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关于社会理性化、现代化的讨论，常常隐含一种技术理性优先的倾向。“德性文明观”提醒我们，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终极标尺，不应仅仅是GDP的增长、科技的突破或制度的复杂化，更应是个体德性的完善、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这对于我们反思当代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范式，探索一种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新型文明形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要三本”：

　　一种整全性的文明理论框架

　　《文明论》的理论核心是系统提出“三要三本”说，即：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这“三本”构成一个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文明价值体系，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提供了一个整全性的分析框架。

　　道德为成人之本与社会整合的基础。作者强调，中华文明将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是区别人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关键。这种以德性伦理为核心的人格养成与社会教化思想，与西方以权利、契约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稳定与整合，既需要刚性的制度规范，也需要柔性的道德共识和价值认同。中华文明强调德主刑辅、礼乐教化，正是试图通过内在的道德自觉，而非纯粹的外部强制来实现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当今社会价值多元、传统道德约束力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如何重建社会的道德基础、培育公民的德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文明论》对“文德”传统的梳理与阐发，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知识为立身之本与文明传承的载体。全书对知识的论述，并未局限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知识，而是涵盖从天文历法、典章制度到人文经典的广阔领域，尤其强调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传统。作者通过天文考古学的精湛研究，揭示了早期知识体系（尤其是天文学）如何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宇宙观、时空观和政治秩序观。这启示我们，知识体系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工具，更是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核心载体。在知识爆炸、信息碎片化的今天，如何构建能够传承文明精髓、滋养民族精神、回应时代问题的知识体系，是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重要使命。

　　礼仪为治世之本与社会秩序的建构。书中对礼的起源、内涵与功能的论述尤为深入。作者提出，“礼”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效法，本质是通过一套象征性和规范性的行为体系，来理顺人伦关系、确立社会差序、沟通天人关系，从而达到治世的目标。这与社会学中关于仪式、符号、规范在建构社会秩序、传递文化价值中作用的研究有诸多相通之处。在当代社会，传统的礼制虽已转型，但礼仪蕴含的对秩序、和谐、尊重的追求，以及通过公共仪式凝聚社会认同的功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思考如何创造性地转化礼的文化资源，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培育，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三要三本”理论将个人修养（道德）、认知能力（知识）与社会规范（礼仪）有机结合，构成一个从个体到社会的完整文明建构逻辑。它超越了单纯物质或制度层面的文明观，指向一种包含价值理想、认知模式、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文明形态。

　　天文考古学：

　　方法论创新与中国学派的自觉

　　《文明论》不仅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在方法论上也颇具特色。作者将毕生所学融贯于文明研究之中，开创了一条通过解读古代天文遗存来探寻文明精神源头的研究路径。从西水坡的龙虎星象到红山文化遗址的相关遗迹，考古材料在他笔下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承载着先民宇宙观、天命观和秩序观的“精神化石”。这种将物质实证与思想阐释深度结合的方法，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更重要的是，书中表现出强烈的理论主体性自觉。作者明确提出，重建中华文明的信史，不能简单移植其他文明的理论，必须回归自身的文明概念，建立“己身文明理论”。这种学术自觉，标志着在中国文明研究领域，学者们正在努力摆脱西方话语的窠臼，尝试构建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和文化逻辑的中国学派。《文明论》中以“三要三本”为核心的理论建构，正是这种努力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它试图用中国自己的概念和逻辑，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过去与特质，并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这对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无疑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当代启示：

　　对福利社会建设的思考

　　作为研究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学者，笔者从《文明论》中获得的启发，是关乎发展目的与福利本质的思考。笔者长期主张，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应避免陷入西方“福利依赖”的陷阱，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注重结构的合理性，其根本目的应是促进人的能力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公正。

　　作者对中华文明“重德贱技”“成人之道”的强调，与笔者关于福利制度应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单纯物质供给的观点有契合之处。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其福利制度不应仅仅是物质的再分配机制，更应成为滋养公民德性、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社会融合、增强文化认同的教化与赋能体系。中华文明传统中“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责任是相辅相成的。这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建设一种既能保障基本民生，又能激发社会活力的中国式福利社会，提供了深层的文化哲学依据。

　　《文明论》是一部立意高远、功底深厚、敢于立论的学术著作。作者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考据功夫，不仅为我们梳理了中华文明的理论脉络，更重要的是，以理论建构的勇气，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学者在文明研究领域建立主体性话语的自觉与自信。书中对“德性文明观”的倡导，对“三要三本”体系的阐发，以及对方法论中国学派的追求，均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当然，任何宏大的理论建构都难免引发讨论。例如，德性与技术在文明进程中究竟是何关系？如何在现代语境中具体诠释和实践“三要三本”？以天文考古解读思想观念的方法，其适用范围与边界何在？这些都可能成为学术界继续探讨的话题。但无论如何，《文明论》的出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中华文明、思考文明本质的重要窗口。它不仅是考古学、历史学的成果，也为社会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思考人类文明未来走向，都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