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间周新城先生离开我们已五载有余，但他的谆谆教诲仍时常在我耳畔回荡，激励我在学术征途中不断勇毅前行。每当翻阅他留下的著作或是重读他亲笔为我修改的论文手稿，从那些力透纸背的红色批注中，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一心捍卫真理、向着错误思潮冲锋陷阵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最早接触周老师是在研读他关于历史问题系列文章的过程中。那时，我还只是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学者，三观尚不成熟，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也不够成熟。偶然读到周老师的文字后，令我深深折服并开始审视自己的思想。他的文字如手术刀般精准，既能剖开历史迷雾抽丝剥茧，又能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以清晰明了的面貌呈现。这种深刻而客观的剖析，使读者能以超越时空局限、冷静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重大事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武器，字字如投枪匕首，刺破那些披着学术外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谎言。这种“以笔为刀，以字为刃”的战斗姿态，让初入学术之门的我震撼不已，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风骨与担当。

　　记得初次登门求教时，周老师正伏案疾书，见我到来，他立刻招呼我坐下，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业状况和生活情况。当谈到苏联问题时，他询问我都读过哪些相关的书籍，并告诫我对待历史要严肃，要读原始档案，要回到历史境遇中去，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不加分辨地以后来者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他还特地找出一本泛黄的《真理报》合订本，指着其中一篇社论，用史实一字一句地分析其观点，言语间流淌着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寻。当得知我对这一历史问题非常感兴趣后，他十分开心地拿出一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递给我并叮嘱道，“一定要仔细读并且反复读这本书，这本书常读常新，一定会对你今后的研究有极大帮助的”。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敏锐洞察与宏观把握，展现了他追求真理、揭示真理和笃行真理的学术精神。

　　最令我铭感肺腑的是周老师对后学的倾囊相授。周老师曾是我的硕士论文评议老师，当我战战兢兢将毕业论文文稿呈上后，未曾想数日后收到的竟是被密密麻麻的小字全面“改造”的文本，大到理论框架的调整，小到标点符号的修正，甚至连“的”“地”“得”使用不当的地方都被逐一圈了出来。对此，我既震惊又感动。当时，他已年届八旬，右手关节因常年握笔严重变形，却仍坚持为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如此用心地修改毕业论文。当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后，我捧着这份沉甸甸的文稿去致谢时，他笑着鼓励我要好好做研究。

　　周老师一生始终坚持严谨治学，他的书房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兵工厂”。每天凌晨四五点，京城的夜色尚未褪尽，他书房的灯就已亮起，案头堆砌着最新出版的社科期刊与内部资料，凡有错误思潮露头，必遭他疾书讨伐。这种战斗精神铸就了他十多部专著、300余篇论文、约600万字译作的学术丰碑。更令人叹服的是他的译作事业，他翻译了大量苏联文稿，这些译著不仅对国内这方面研究有重大贡献，更展现了他力求展示研究对象全貌的研究态度——即便是对论敌思想的批判，也要原原本本呈现后再予以科学批判。他不仅自己秉持这种理念，还将之传扬下去，对学生有着严格要求。他要求学生读原始文献，做社会调查，敢于与错误思想进行交锋。这种严苛要求的背后，恰恰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神圣性的坚守。

　　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里，他带出的众多弟子秉承他的治学理念，如同播撒的火种在高校、报刊、智库等各条战线上为捍卫真理不断战斗着，这种“学术星火”的燎原之势或许是对周老师最好的告慰。此刻回想，这种研究态度对他的学生的影响又何尝不是一种学术血脉的隐秘传承呢？五年光阴冲刷，周新城这个名字在学术界依然掷地有声。这种超越生命长度的学术生命力，恰恰体现了“真理不会因为谁权势大就屈从，也不会因为谁声音大就改变”的至理名言。

　　深秋，在周老师常散步的校园银杏道上，落叶将大地染成金色，恰如他用终身捍卫真理的本色。周老师留下的不仅是等身著作，更是一种精神范式，是那种将学术视为战斗的勇毅、把教书育人当作薪火相传的虔诚以及终生守护真理的战士本色。夜色渐浓时，我仿佛又看见那个伏案疾书的剪影，钢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永不停歇的冲锋号角！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