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符号、重量标准与贵金属材质是构成古希腊铸币的三个核心要素，铸币通过印章符号表明贵金属按重量标准确定的货币价值。名义价值与内在价值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但现实中由于使用磨损、人为切割，特别是铸币发行者的人为贬值等，贵金属实际重量确立的内在价值往往低于印章符号代表的名义价值，这为铸币税的产生和收取提供了客观基础。

　　印章符号、铸币重量与铸币税收取

　　印章符号与铸币重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铸币税的存在。印章符号设计的初衷是表示重量标准所确定的贵金属的价值并印在铸币表面上。古希腊铸币的印章符号往往结合所在地区的神话故事或特色物产。比如，叙拉古的铸币图案是用作珍贵香料和药物的罗盘草，这是其城邦的象征，而罗盘草的价值确定方式就是打包称重。爱奥尼亚人铸造货币时，在金属锭块表面装饰符号可能是为了保证纯度和重量，也是为了防止磨损和造假。铸币的印章符号既是其发行城邦的象征，又是贵金属材质的重量和质量的保证。

　　印章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在爱琴海地区流传开来，其与称重活动和称重器具的传播有着类似的路径。可以看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爱琴海区域，印章使用、天平和砝码等称重器具与青铜以及一些珍贵物品的分布非常相似。印章在爱琴海地区的使用，从青铜时代开始就具有行政管理的目的和倾向。印章的行政使用、重量标准和贵重物品三者似乎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皆指向铸币的出现，而且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为政治权威所掌握和使用。古希腊将印章符号用于表示铸币的价值和重量标准正是这一悠久传统的延续，区域间的大额交易最初都是由城邦的行政力量主导的。

　　铸币的印章符号代表着特定的单位和具体的重量，在远距离贸易中是非常易于识别的标记，能够有效促进经济交易和社会交流。从艺术和视觉的角度，印章符号是一种象征，通过心理作用传达了其所代表的政治权威和价值担保，省去了客观物理层面的验证和操作。就如同语言和词汇一样，作为象征的铸币符号标识了政治权威所担保的铸币材质的纯度和重量；也正如语言描述会与现实情况存在差异一样，铸币符号和政治权威的规定会与贵金属材质的实际重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和区别为铸币税的收取提供了依据。古希腊城邦通过制定铸币的重量标准和强制推行铸币在其领土内的使用，对这些打上印章的贵金属白银收取溢价。铸币税的收取将国家权威的政治信用转变为货币的经济收益，铸币对称量白银的替代是货币信用化过程的重要一步。

　　铸币面额与铸币税比例的反向关系

　　从古希腊发行铸币的各主要城邦来看，它们分别发展出了大额铸币和小额辅币相结合的铸币体系，其重心随着对内和对外不同的贸易发展状况会不断变化。比如，在埃伊纳岛，早期的大额铸币德拉克马和小额辅币奥波尔都很常见，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三奥波尔和半奥波尔也非常多。雅典的情况比较有代表性，“纹章币”（Wuppenmunzen）的发行和流通结合了低至四分之一奥波尔的小额辅币；古风时期，猫头鹰铸币的发行数量非常大，主要用于大额的对外贸易，这其中不需要小额辅币，因而基本上没有辅币；古典时期的文学和文字证据表明，雅典已发展出非常齐全的白银辅币体系，其面额低至八分之一奥波尔，主要用于城邦的日常交易。

　　在古希腊铸币的币值体系中，不同面额的铸币收取的铸币税比例是不一样的，随着面额的减少，国家会提取更多的白银。正常情况似乎是按照固定的铸币税收取比例设定一个统一标准，然而，事实表明，随着铸币面额的减少，根据重量标准缺失的白银比例增加了。国家减少白银的含量比例对大额铸币来说几乎为零，但对半奥波尔来说，这约占其含量的五分之一。小额辅币多为公民日常交易所用，更容易被国家等政治权威强制推行，其信用化程度也就较高。铸币渗透到公民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增加了小额辅币的需求，提升了铸币税收取的来源和比例。小额辅币虽然收取的铸币税比例更高，但具体到单枚铸币的绝对数量上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很难引起使用者的注意和反对，这是小额辅币收取更高铸币税比例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额铸币在性质上更接近于称量白银，特别是在大额交易的支付或者经济财富的储藏上需要通过称重确定价值，因而其铸币税收取的空间被极大压缩。

　　大额铸币和小额辅币之间不同的铸币税收取比例说明了货币信用化背后国家政治权威的支持作用，也体现了铸币铸造在国内和国外两种不同的目的。小额辅币是为了满足国内小额支付的需求，它表明发行者在其控制区域内强制使用铸币的能力。不同面额收取不同铸币税比例说明发行者力图实现双重目的，即在国内最大化其经济利润和政治控制，同时保持用于外部交易的大额铸币的可靠性和声誉。大部分城邦的铸币都是本土化流通的，以小额辅币为主，大额铸币则更类似于称量白银，用足额的材质确保其城邦的国际声望。

　　铸币税的税率与来源

　　铸币税收取的一个合理名义是政府在铸币过程中需要耗费的成本，包括技术和人工，从这一角度而言，铸币从一个行政问题转变为经济和利润问题。铸币税使铸币价值超过其同等重量金属的价值，其中除了铸造成本之外，还有政府利润，这也是政府铸币的动力之一。铸币由政治权威支撑和背书，意味着铸币税由国家垄断，加上贵金属材质和铸造操作的成本，铸币税的利润空间在一个大致固定的数值范围内浮动，这个税率在古希腊一般为3%—5%。从雅典铸币场的具体案例来看，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铸币场位于雅典的城区，国家使用的大部分白银必须被铸造成小面额铸币，小额辅币占据了铸币的主要部分。铸造费用在操作过程中直接收取，说明铸造过程与提纯过程是分开的，每项操作的费用可能是在各自的现场单独提取和支付的。

　　从雅典铸币在其同盟国跨城邦流通的情况来看，国际货币的使用也为其带来铸币税的跨国征收，正如当今世界美元等国际货币一样。这种铸币税的征收也包括外国货币兑换为雅典铸币所要收取的额外费用。在雅典当局看来，只要成色良好，所有外国货币与同等重量的金银条块具有相同价值，即比雅典铸币场出产的铸币低5%。雅典货币法令对于外国货币兑换为猫头鹰铸币的费用收取与其直接的铸币税比例是一致的，都是3%—5%。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货币法令似乎提到了将各城邦铸币转换为雅典猫头鹰铸币的费用，这一费用比例大约是每米那3德拉克马（即3%）。根据碑文记载，每米那5德拉克马（即5%）的费用同样是可能的，结合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种可能性更大。不同城邦铸币之间价值的转换可以直接借助于其采用的铸币重量标准进行计算，许多情况下，货币兑换佣金的收取比例可能略高于铸币税，约为交易价值的5%—7%。

　　在铸币的跨国兑换之外，不同面额和材质之间的铸币兑换同样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这也是铸币税问题的延伸。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希腊世界逐渐使用青铜铸造小面额货币，这增加了铸币税收取的比例和来源，也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因为青铜辅币兑换成白银铸币会产生额外且高昂的交易费用。信用化程度更高的小额辅币兑换成大额铸币通常要收取更多的佣金，以弥补不同面额铸币间的铸币税差异。

　　可见，铸币的出现代表了从贵金属称重的内在价值向印章符号代表的名义价值的转变，这一过程客观上为铸币发行当局收取铸币税提供了可能，其折射的是货币本身的信用化趋势，国家政治权威担保取代贵金属重量成为确定铸币价值的主要因素。小额辅币中重量标准所起的作用更小，因而其信用化程度更高，铸币税收取的比例也就越大。小额辅币从白银材质转向青铜材质代表铸币税收取和货币信用化的进一步加深，直到现代纸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都是这一逻辑的延伸。从中可以看到之后几千年货币形式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无论是之后的纸币还是现在的数字货币，似乎都包含在从金属重量向印章符号以及从白银辅币向青铜辅币转变的货币信用化趋势之中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22&ZD03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