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国际妇女节前夕，回望拉美的妇女解放运动，它发轫于对独裁的抗争，壮大于民主化的浪潮。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妇女解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与深刻转型。半个多世纪的求索，拉美从争辩“妇女权利”的理论内涵，转向追求更全面的现实权利平等。

　　拉美妇女解放运动历程与成就

　　拉丁美洲妇女解放运动如今驶入“快车道”。20世纪初，拉美妇女权利运动蓬勃兴起，其核心目标聚焦于争取女性教育权、公民权与选举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在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和外部需求刺激下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浪潮中，女性快速融入社会生产。1975年，首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墨西哥召开，标志着拉美成为引领全球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拉美妇女解放呈现“高评价与深矛盾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在政治赋权等领域成就显著，女性议员比例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经济参与不足、无偿照料劳动等结构性顽疾却日益严重。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拉美在性别平等方面也有改变整体性不平等、不公平状况的诉求。

　　地区妇女解放总体向好，不断进步。2025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拉美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位列第三（74.5%），自2006年以来性别差距缩小了9个百分点，是全球进步最显著的地区。拉美妇女的政治赋权虽进步明显，但绝对水平仍处于低位。尽管拉美国家的性别差距有所缩小，但预计还需162年才能实现平等。国际议会联盟总部（IPU）等机构数据显示，拉美多数国家女议员比例超过或接近半数，墨西哥还实现了众议院性别均衡。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了女性高管比例提升和涉足领域扩大但中下层女性权利改善不足的纵向断裂现象。2024—2025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的官方审查以及对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等主要国家的报告指出，尽管拉美各国在法律和政策层面有所进步，但仍存在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经济不平等、交叉性歧视（即叠加种族、贫困等问题的对妇女群体的歧视）、司法系统性别歧视及性别正义等问题，尤其不利于最边缘群体妇女的基本权利与尊严。

　　拉美妇女解放事业的困境

　　当前，拉美主要面临纵向不平等的反差式发展问题。拉美女性政治参与是明显的，不仅获得投票权，更实施了性别配额制。拉美地区女性政治领袖数量明显增加。自1990年以来，拉美地区已产生约10位女性国家领导人。该地区较早且广泛地颁布了保障性别平等参政的法律。14个国家通过法律规定选举职位候选人中女性比例不得低于40%。高光数据下是结构性问题。基层女性政治权利严重不足且存在“虚假代表”的问题。例如，墨西哥存在“胡安妮塔”现象，女性政治家被提名以满足配额要求，当选后则被迫辞职让位给男性。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暴力威胁等问题，使拉美陷入了徒有文本的性别平等困境。

　　在地区贫富差距大、阶级固化严重的现状下，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凸显。拉美取得了女性参与经济领域、任职级别的突破，但普遍面临经济参与机会不平等的顽疾。例如，劳动参与率差距显著，高层管理岗位薪酬差距更大，女性失业率更高，女性非正规就业率高且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此外，上层妇女获得了更多解放，而中下层妇女则面临着更多歧视。

　　拉美性别平等具有两面性，根本问题在于拉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发展障碍。在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下，利益固化与私有制难以保障性别平等。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从反面证实了制度不公平是导致地区性别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受到美国封锁、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地区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古巴的性别平等状况却优于该地区其他经济增速更快的经济体。古巴是世界上第一个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截至2025年1月，古巴全国政权委员会女性代表比例达55.7%。这有赖于古巴在实践领域坚持解决不同种族、阶层的纵向平等问题。 

　　拉美妇女解放面临着提升文化自主性的问题。以西方标准和模式为指导，忽略了国内贫富分化、阶级固化、种族不平等的社会发展现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追求女性解放数据、推动上层女性权利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意识进一步撕裂，女性群体分化严重。

　　拉美妇女解放运动与国家发展实践的联动性不足。拉美国家以立法推动解放，妇女以自发、NGO等组织模式维权。这种上下对冲的发展模式，在面对诸多社会顽疾时，导致性别平等陷入发展性困境。

　　中国与拉美深化南方互鉴正当其时

　　同处全球南方，拉美妇女发展呈现“高指标与深裂缝”并存的特征。厘清不平等关系，是在妇女解放工作中开展中拉减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依据和前提。这是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共识与资源。中拉妇女解放诉求近似，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回顾1975年以来的性别平等进程，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是孤立的，也不再是西方世界的从属，拉美与中国对性别平等有着更多基于改变整体性不公平、不平等的共同诉求，全球南方国家也在这一领域有着更多的共同目标。

　　拉美性别平等进程与地区殖民历史、政治左右翼交替执政、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低增长乃至社会顽疾长期盘踞于该地区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也应注意到，拉美妇女解放运动拥有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拉美是发展中国家中长期、深度参与国际妇女解放的地区。不仅经验丰富，而且整体参与度较高。墨西哥承办了1975年首届世界妇女大会，开创性地提出“性别平等”和“妇女与发展”的全球性议题，并宣布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拉美不仅在推动各国评估妇女在各领域的地位方面作出了贡献，也提升了南方国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国际影响力。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定期召开区域性妇女大会，推动性别平等公共政策及实践的发展与传播。智利几乎与西方同期颁布了女权主义外交政策（FFP），外交领域女性比例从1990年的5.0%上升到2024年的30.4%。

　　当前，拉丁美洲用半个世纪完成从“法律客体”到“议会主体”的跨越，却依旧面临“数据高光—结构低光”的悖论。历史经验显示，没有经济基础的再分配革命，任何配额都可能沦为“数字游戏”。全球南方国家在制度层面重塑“生产—再生产”关系，并以文化自主破解殖民父权遗产，以此将“快车道”上的高指标转化为广大女性的日常福祉。

　　未来，中国将与拉美国家一道，推动将性别预算纳入全球发展倡议、用数字技术赋能最脆弱群体、以制度型开放共享减贫与公共服务经验，深化全球南方的制度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