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五五”即将开局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如何更紧密地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将丰厚的学理积累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现实动能，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核心课题。近日，本报记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如何有效助力‘十五五’发展”这一主题，独家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熙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理论研究部主任李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主任韩克庆四位学者，就现代化研究的时代价值、实践根基、重点方向与长效机制等核心议题进行深度对话。

　　锚定时代坐标

　　彰显现代化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为何被视为一项服务国家规划的“智力支撑工程”？

　　李建国：这源于其独特的双重属性。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既是理论构建，也是实践探索。它致力于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科学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同时，它必须直面“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间跨度内的重大现实任务与挑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深化研究，不仅是服务国家战略决策的迫切需求，更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自觉。其核心任务在于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破”与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立”，为新征程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新科技革命深刻交织。这种“变局”对现代化理论研究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又应如何回应？

　　秦宣：这种“变局”及其加速演进，使得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线性的发展叙事和单一的现代化模式预设，在解释和指导现实时日益苍白无力。“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不仅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方法论，也是对理论研究提出的时代命题。这意味着研究必须实现三重转向：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从沿用西方范式到构建自主体系，从静态总结到动态调适。

　　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要以“识变”为前提，精准研判世界、时代、历史之变的本质与趋势，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在变局中的历史方位。以“应变”为关键，构建能够适配复杂变局、有效化解风险的理论与方案，以理论和制度创新来巩固战略定力。最终，以“求变”为目标，致力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塑造，为解决后发国家现代化难题、探索数字文明时代发展路径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过近年来的深入探讨，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化阐释，目前达到了怎样的深度和共识？

　　孙熙国：当前研究在一些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上取得了关键进展，共识正在凝聚。主要体现在，系统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大鲜明特色；明确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原则；构建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框架。其核心突破在于，从学理上清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模式的本质区别，论证了这是一条更契合中国实际、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现代化新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与我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怎样的内在理论关联？

　　韩克庆：两者紧密关联、相融相生，具有深刻的相通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人的发展命运与全人类的发展命运紧密相连。其秉持的共同富裕、协调发展、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核心理念，深刻契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一个具体范围内的生动实践和阶段性呈现。同时，它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实践样板和路径启示，展现了通往和平繁荣未来的另一种可能。

　　深耕实践一线

　　夯实现代化研究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五五”规划建议系统部署了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围绕这些部署，学术界目前产生了哪些具有政策影响力的调查研究？

　　孙熙国：学术界已形成一批务实的调研成果。例如，围绕“新质生产力”，研究不仅关注其理论内涵，更深入产业一线，探究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具体协同路径，为产业政策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针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相关调研直指“卡脖子”技术攻关，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进行专项诊断，提出的政策建议力求平衡“举国体制”的保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在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美丽中国建设等领域，学者们通过县域经济调查、收入分配研究、生态保护案例追踪等，为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双碳”目标落实等具体政策制定，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和决策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重任。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领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构建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自主话语体系？

　　秦宣：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任务。关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建构。首先要“破”，即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神话，打破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单一标准，重新定义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与评价体系，确立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为核心的自主评价体系。其次要“立”，即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谱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观点，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将“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从而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近期提出了2026年度20项重大课题。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其核心关切？

　　韩克庆：这20项课题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安全、党建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关键领域。具体为：“十五五”规划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好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全球四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南方现代化最大共识、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些课题坚持问题导向，既聚焦当下难点堵点，也着眼长远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空间和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这批重大课题的意义？

　　秦宣：这批课题不仅是年度性的，更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需要持续深耕的方向。它们涵盖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理论前沿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当前的具体化，既有基础理论问题，也有应用实践难题；既有存量问题，也有变局下的增量挑战。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其产生的高质量成果，必将对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孙熙国：这批重大课题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自觉目标，精准回应了时代对理论创新的呼唤。这些课题正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深刻把握和主动回应，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规划的同频共振。它们聚焦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城乡融合等关键环节，搭建起了学理思考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坚实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复杂命题，学术界在研究方法论上是否有新的探索？

　　李建国：针对这些多目标平衡、动态演化的复杂命题，研究方法论确实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者们普遍超越单一学科和静态分析的局限，积极探索跨学科融合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数据科学、国家安全学等多学科方法结合起来，构建新型分析框架。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技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对政策文本、社会舆情、执行效果进行长周期动态跟踪和模拟预测，提升研究的时效性和预见性。此外，更加注重科学的国际比较，立足各国国情制度差异进行批判性比较，旨在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全新选择。

　　聚焦重点领域

　　走好现代化研究奋进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向“十五五”发展，您认为学者们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开展深度调研，避免“书斋式”空谈？

　　秦宣：需要聚焦七个核心维度。一是深入研究百年变局的新动态，构建大变局与现代化进程的关联分析框架。二是深化现代化一般规律与各国特殊规律的比较研究，明确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任务与动力机制。三是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重构背景下的产业现代化路径。四是探索数字文明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型理论体系。五是树立多元文明互鉴的现代化观，倡导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六是挖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内涵与价值。七是前瞻研究数字文明催生的现代化新形态，为破解现代性危机提供新思路。

　　李建国：要实现从“书斋”到“田野”的彻底转向，学者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聚焦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深化改革、民生福祉提升、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必须落实“深、实、细、准、效”的调研要求，建立需求与问题双导向的研究模式，深入一线发现政策落地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成果转化渠道也要多元化，不仅要有学术论文，更要形成即时简报、专题报告、评估报告等，通过有效机制直达决策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理论建构层面，未来应如何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研究？

　　韩克庆：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推动真正的理论创新，核心是“讲好中国故事”，但必须进行学理化提炼和本土化构建，形成自己专属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不能简单罗列现象。同时，要具备国际视野，用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意义，既不自说自话，也不迎合偏见。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成功的、可借鉴的实践范本，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如何推动多学科交叉协同，形成研究合力？

　　孙熙国：关键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真实、复杂问题为导向，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通过搭建跨学科联合攻关平台、举办交叉学科学术论坛、共建综合性研究中心等形式，有效整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法学、数据科学等多学科力量。目标是构建一个开放、高效、包容的学术共同体，共同攻克单一学科无法独立解决的系统性难题。

　　坚守学术担当

　　凝聚现代化研究智力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以现代化研究服务“十五五”发展，最需要坚守的核心是什么？

　　李建国：坚守的核心，是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学理化阐释、体系化研究，确保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五五”发展不仅关乎国内发展，也牵动世界目光。学术研究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孙熙国：“十五五”规划编制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展示窗口和传播载体。研究应通过对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的深入解读，从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先污染后治理）、走和平发展道路（摒弃霸权逻辑）这三个维度，系统性提炼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的独特优势。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国际传播内容，向世界说明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与普遍价值，特别是总结提炼在减贫、人口治理、快速发展等方面可供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实践经验。最终，通过构建并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话语体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人类现代化多元路径的选择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未来学术界深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赋能“十五五”发展，还有哪些具体建议？

　　韩克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需要持之以恒、深耕细作。以我的研究领域为例，未来将更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社会结构变迁等议题。应大力强化“政学研”联合攻关机制，紧扣“十五五”发展重大课题，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的沟通联动，组建联合团队。要坚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构建从实地调研、问题诊断、政策建议、试点评估到反馈优化的全链条闭环机制，让学术智慧切实渗透到政策设计、实施与优化的每一个环节，真正发挥“智库”和“外脑”的支撑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展望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应如何构建现代化研究的长效机制，实现与国家发展的持续同频共振？

　　秦宣：要实现长期“同频共振”，必须构建一个现代化研究本身的“现代化”长效机制。我认为应从四方面着力。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和百年变局的挑战，分层级、分领域设立长期研究议程。二是坚定不移推动跨学科深度融合，构建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方法论集群。三是健全专业化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机制，打造结构合理、薪火相传的研究队伍。四是完善稳定的资源保障机制，特别是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建立长效投入支持机制，确保研究能够“十年磨一剑”，持续产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雅静 刘越 班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