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基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创构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方兴未艾，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反响，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数字人文及其升级版数智人文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应用和探索同样凸显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

　　2011年，武汉大学设置了中国大陆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2022年，数字人文成为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数字人文逐渐从图书馆与情报信息学领域扩展到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地理学、教育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传统人文学科在使用信息技术手段、数字方法进行人文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分类、整理、分析、共享等方面日趋自觉。借助数字人文方法进行文本检索比对、计量分析、文本挖掘、网络分析、可视化处理和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如借助数字人文方法建构历史地图文献可视化的知识谱系，开展“数字运河”研究，进行古典文献文本标注与可视化研究，建设“古典戏曲文本分析与智能再造平台”，进行中国长篇小说批评文献的统计分析，探索建设数字文献学、数字语文学、文艺统计学、数字现代文学等，不一而足。

　　这种多元发展状况既为其发展赢得了开放性的格局和无限可能，也导致其内涵外延不清晰、缺乏共识、鱼龙混杂。数字人文俨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帐篷”，缺乏鲜明、明确的定位，至今也未形成统括各种分支的明晰共识。所谓的数字人文，究竟只是方法、手段，还是理念、方法论与模式，抑或一种领域、视角？长期以来，聚讼纷纭，模糊不清。

　　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人文的勃兴，对数字人文的应用和思考缤纷陆离。但是，当人们谈到数字人文时，往往把它抽象化为一个空洞的同质化概念，划一处理，忽视了数字人文类型、形态、状况的复杂性、多样性。数字科技和数字文化并非铁板一块，从电视、电脑到手机，再到人工智能，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既息息相关，又有质的差异，因此数字人文乃至数智人文必然是复数的。数智技术与人文研究的交融客观上必然经历由数字化向数据化再向知识化不断跃迁的进程。在此，应该关注电子信息时代的人文、数字时代的人文、智能时代的人文的差异，对之区别对待。20世纪80、90年代，人文学科的文献档案资源初步实现了电子化存储，可以分类检索、计量分析，进而大量古籍得以数字化转化，成为可量化分析的数据，“中国古籍善本查阅系统”“中国数字图书馆”“诸子集成数据库”“《全唐诗》速检系统”等数据系统和检索平台大量涌现，基于此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文学经典变量分析日趋兴旺。

　　如同AI发展进程中的弱人工智能往往在局部环节、特定任务处理方面能够大展身手，但综合性、协调性、通用性较弱，无法进行高度复杂化的系统协作，数字人文最初也只能作为单一的工具、手段发挥作用，局限于具体环节、具体技能、具体任务，只能辅助资料检索、数据统计、文本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数智人文可视为强数字人文。随着智能化时代的来临，数智科技赋能人文研究跃迁至新的高度，AI极大提升了人文研究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准。数智人文有望通过跨学科、跨领域融合和人机深度化合，优化AI决策机制，实现人文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深度融合，对人文研究中的复杂问题进行系统化、多维度的总体求解。

　　近年来，国内学者如夏翠娟等对数智科技赋能中国人文研究的历程、进路进行了梳理、分析。从传统纸质资源的信息化和大型数据库建设到人文计算、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从数字人文到数智人文、从数据驱动到AI驱动的流变，不仅显示了数字化、智能化科技赋能人文研究的多种状况与可能，显示了20世纪后期至今人文研究的范式转变，也提醒人们不要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和利用数字人文、数智人文。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在积极利用数智科技促进学术研究和文艺实践时，尤其应自觉发挥人文学科擅长的历史、辩证的思维方法和总体把握、整合创新的专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兼顾，通盘考虑问题，使数智科技与人文探索相得益彰，实现双向度超越。

　　在数字人文乃至数智人文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尤需深思所谓数字人文、数智人文到底是何种“人文”，需要追问“数字人文是什么”和“什么不是数智人文”，需要深入探究数字人文乃至数智人文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在此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数字”吞噬“人文”，或“人文”成为“数智”的附庸，失却人文精神和人文底色，使所谓的数字人文、数智人文徒有“人文”之名，仅仅是数字+人文、人文+数智的简单拼接或机械组合，难以实现数智时代人文研究的升级换代，难以促成范式层面的总体革命。

　　近年来，借助数智技术手段进行人文研究已取得多方面的成果，但相当多的研究、应用局限于技术层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数智人文”视同大幅度使用数智技术手段处理人文材料，未能从各学科内在需要出发探索数智科技如何赋能学科建设，未能基于对人文研究和数智科技内在规律的双重领会去探索数智科技与人文研究的深层次化合，未能真正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在数智科技大行其道的今天，在人文研究中，辩证之思仍然不应缺位，创构“有人文有数智”的数智人文新范式，高扬数智人文主义正当其时。数智人文不是数智科技一家独大，也不是人文传统一家独大。我们既要警惕“数智无人文”，也要抵制“人文无数智”。质言之，数智人文的内核应当是数智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化合，应当摒弃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超越支配—被支配的主导论模式，突破本体—应用的体用论模式。

　　数智人文客观上要求彰显人文追求，不是仅仅将人文内容数字化，人文研究智能化，数字化、智能化不仅仅是手段、工具。没有人文精神、人文境界就谈不上数智人文。数智人文的根基是数智人文主义，它既秉承人文主义的基本内容，又契合数字时代、智能时代的内在需要。数智人文不是人文主义的简单数智化包装，而是要与时俱进，拓展人文主义的视野，刷新人文主义的范式，开创全新的人文形态、人文境界。

　　在一个数智为王的时代，人文很容易被视为“自由而无用”之物，但万物原本互联，失却任何一环都必然影响其他环节，或隐或显地殃及整个系统，甚至整个生态圈。正如谷歌DeepMind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所言，人工智能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与哲学革命。人工智能革命不仅需要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计算硬件等方面的专家和软件工程师，还需要哲学家的指引。高屋建瓴的深刻哲思、文化心理和民情风俗的洞见、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伦理反思的及时跟进、多模态话语分析之类新语言学方法的使用等同样举足轻重。日益复杂的数智科技对社会生活的改变是全方位的，对其潜力、风险需要通盘研判，对其引发的伦理困境需要积极应对，关于意识、感知、道德乃至何以为人的哲学命题愈发重要。对其因势利导，确保数智科技惠及人类，仅仅靠专业技术人才是难以做到的。技术与伦理、科技与人文有机结合才是制胜之道。

　　（作者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