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岛是世界最大岛屿，也是名副其实的冰封之岛，冰盖覆盖了该岛约85%的面积，平均厚度约为1500米，最厚处超过3000米。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格陵兰岛的极寒之冰正在遭遇地缘政治的炙烈之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宣称有意“获取”或“购买”格陵兰岛，其激进立场一度引发跨大西洋同盟破裂的风险，搅动全球战略稳定。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北极冰层加速消融，北极航道通航潜力持续提升，格陵兰岛这一原本偏远沉寂的千里冰封之岛，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成为大国竞争的火热之地。

　　人类在格陵兰岛上的活动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最早定居的因纽特人依靠渔猎为生。公元982年，挪威维京人埃里克·瑟瓦尔德森在航行中发现该岛，为吸引移民而取名“格陵兰”（意为“绿色的土地”），并在西南部建立定居点，开启了北欧人对格陵兰岛的殖民探索。1261年，格陵兰岛并入挪威王国，成为挪威的海外殖民地。1380年，丹麦与挪威结成共主邦联，两国由同一君主统治，格陵兰岛进入丹麦与挪威共管时期。此后数百年，丹麦凭借更强的综合实力逐渐掌握了对格陵兰岛的实际控制权。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重塑欧洲秩序。1814年，战败的丹麦根据《基尔条约》将挪威割让给瑞典，但保留了格陵兰岛、法罗群岛等海外属地的主权。该条约成为丹麦主张格陵兰岛主权的重要依据，但也引发了与挪威的长期争议。

　　1905年挪威独立后，对条约中关于格陵兰岛的安排提出异议，强调其与因纽特人的历史联系及挪威渔民在该海域的渔业传统。争端在1931年激化，挪威单方面宣布对格陵兰岛东部“无人区”拥有主权，两国最终将争议提交至国际常设法院。1933年，国际常设法院基于丹麦长期有效的行政管理及国际社会默认，裁定格陵兰全岛主权归属丹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格陵兰岛与丹麦的关系进入新阶段。1953年，丹麦修改宪法，将格陵兰岛从殖民地升格为王国的一个“州”，赋予其在丹麦议会的代表权，格陵兰人也因此获得丹麦公民权，享有与丹麦本土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20世纪70年代，受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影响，格陵兰人争取更大自主权的呼声高涨。1979年，格陵兰岛正式实行内部自治，成立地方议会和政府，负责教育、税收等事务，但外交、国防及货币权仍归丹麦中央政府。2009年，格陵兰岛在全民公决中批准了《格陵兰自治法案》，格陵兰自治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扩大，除国防、外交、货币及宪法事务外，几乎掌握了内部事务的全部管理权。

　　格陵兰岛的经济结构深受极地环境制约，呈现出依赖财政补贴、产业单一、资源开发困难的特点。这座拥有约5.7万人口的岛屿，经济发展始终面临着“依赖外部支持”与“挖掘内生潜力”的深刻矛盾，经济脆弱性突出，高度依赖丹麦政府的财政拨款。除常规拨款外，丹麦政府还会提供基建、医疗等专项补助。在渔业歉收等特殊时期，这些补贴更是直接用于保障岛民的养老金发放和基本生活需求。

　　产业结构单一加剧了经济脆弱性。渔业是格陵兰岛无可争议的经济支柱，占商品出口总额的90%以上，主要产品是冷水虾、大比目鱼和鳕鱼。皇家格陵兰公司作为政府控股企业，主导着从捕捞到加工的产业链。然而，渔业受海洋环境变化、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显著，并非稳定的财富来源。旅游业是格陵兰岛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依托冰川、极光、原始生态和因纽特文化吸引游客。然而，受制于短暂的夏季、高昂的旅行成本和有限的基础设施，旅游业经济贡献仍相对有限。此外，格陵兰岛几乎没有现代农业和制造业，绝大部分消费品依赖进口，导致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外界对格陵兰岛经济潜力的最大期待，莫过于其冰盖之下蕴藏的丰富矿产资源。格陵兰岛被视为一座尚未开发的“资源宝库”，拥有储量丰富的已探明和未探明矿产资源，包括铁及铁合金、稀土元素、铜锌铅等金属矿藏，以及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尤其是稀土等关键矿物，对绿色能源转型和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恰逢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各国对资源安全的迫切需求，格陵兰岛的资源战略价值更加凸显。然而，理论上的“资源富集”与现实中的“开采困境”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遥远的地理位置、薄弱的基础设施、高昂的物流与劳动力成本，以及严苛的环保法规，共同构成了格陵兰岛资源开发的巨大障碍。格陵兰岛的资源财富更多是一种“冻结的资产”，距离真金白银的变现还有很远的距离。

　　全球变暖是改变格陵兰岛命运的关键外部变量，北极航道的通航前景凸显其战略价值。格陵兰岛恰好位于北极西北航道东端门户，扼守丹麦海峡与戴维斯海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此外，格陵兰岛拥有优越的天然深水峡湾，有潜力建设大型深水港，为跨极航运提供中转、燃料补给、维修等服务。随着航道通航窗口期不断延长，格陵兰岛作为未来全球航运关键节点的前景，不仅吸引了全球航运界和资本的关注，也使其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焦点。

　　在北极安全格局中扮演地缘支点角色，是格陵兰岛战略价值的重要体现。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丹麦本土，美国为满足防御需求接管了格陵兰岛。二战结束后，美国将格陵兰岛主权归还丹麦，但根据1951年两国签订的《格陵兰防务协定》，美国获得在该岛建造、维护军事基地的权利。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步撤离格陵兰岛的军事力量，仅保留少量军事设施与驻军，主要为美军提供太空监测和导弹预警服务，格陵兰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夺岛”闹剧，将格陵兰岛粗暴推至大国博弈的最前线，这显然与格陵兰岛、丹麦乃至欧盟的意愿相悖，引发了欧美之间激烈的冲突。美国将地缘政治竞争引入北极，试图通过单边行动掌控北极战略资源和航道主导权，打破了北极地区的合作平衡，加剧了大国间紧张关系，也让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面临严峻挑战。长期以来，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主要围绕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科学考察等领域展开，各国通过北极理事会等多边机制，推动北极和平发展与共同治理，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合作氛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执着，本质上是美国霸权主义在北极地区的延伸，是其试图维护全球霸权的重要举措。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格陵兰岛的未来发展，不仅关乎自身命运与经济福祉，更影响着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气候治理。唯有摒弃地缘政治偏见，坚持多边合作理念，恪守国际法准则，才能让这座北极岛屿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俄罗斯与欧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