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性创新，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构建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对我国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性创新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活动将出现日益分散化的趋势。但是，创新地理学观察到一个与之矛盾的特征：越是知识和研发密集的经济活动，越是呈现创新集群的趋势，这种地理空间集中化的趋势正越来越明显。演化经济学家用可整理知识和意会性知识的不同来解释上述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可整理知识更加容易获取和快速扩散，而那些“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意会性知识往往成为决定某个地理空间创新活动的关键性因素。意会性知识往往在“干中学”的面对面沟通和操作中产生和传播，虽然组织上和关系上的亲近性也可以促进意会性知识的跨区域传播，但空间上的分隔仍然限制了其学习和创新的程度。因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成为一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

　　创新经济学家归纳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区域创新体系：一种是基于本地化的交互学习过程并在区域内企业形成了发达的分工和协作网络的“网络化区域创新体系”，另一种是产业各环节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则更多地融入了国家创新体系或国际创新网络之中的“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国家规划的产物，这类区域创新体系是以新兴产业和研发密集型活动为基础的，创新活动更多地发生在与区域外组织的合作中，建设高科技园区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式。但有证据显示，高科技产业园中的企业与当地产业的联系有限，未能有效提升区域内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因此，它并非名副其实的“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鉴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通过建设高科技产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方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承接其产业转移，加入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部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基础研究往往重点服务于国际大循环，可能脱离本土产业需求，“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机制未能建立起来。由此看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北京和上海作为全球性可整理知识流动枢纽的作用，而且还将推动周围广大区域内产业链和创新网络的内生发展，通过本土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的交互学习过程，打造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性举措

　　新技术革命历来是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面对国际竞争的加剧，拓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范围，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性举措。目前，新型举国体制表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产品需求由国家提供、技术路线相对确定和技术变化较慢的集中型，另一种则是适用于技术和产品创新主要来自市场需求、创新风险高、技术高速迭代的网络型。

　　尤其需要关注网络型举国体制，其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它是新技术革命创新的内在要求。新技术革命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没有现成的市场和对标的目标，技术创新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存在路径锁定的风险，需要广泛的试错和鼓励不同技术路线的竞争。因此，相对分散决策的网络型举国体制就成为迎接新技术革命和创造未来产业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它是现代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日益复杂和跨学科合作的产物。不断增加的技术复杂性意味着创新需要经常的面对面合作，将具有多种科学或工程专业知识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跨学科研发，这就使得各种研发组织、政府机构和产业之间密切合作的网络变得日益重要，创新体系的网络化已成为大势所趋。

　　因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构建由强大基础研究与相关产业集群融为一体的“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筑牢网络化新型举国体制的基础。同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更是为传统的“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赋予了新使命，将其转型为中国特色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载体。在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几乎从没有对区域产业集群或区域创新体系进行过规划，产业集群或区域创新体系基本上是市场自我组织和当地政府政策的产物。而我国在中央层面统筹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能推动三大国家级区域创新体系相互学习、相互竞争、错位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步骤

　　一项新技术的创新要经过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和申请专利，再到原型设计、产品设计、生产中试、批量生产和产品销售（创建初始市场）的过程。但是，创新过程却不是这种线性的相继阶段，而是在各阶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反馈环，并受到由制度、组织和理念所构成的创新体系的支配性影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展建设范围的实质就是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建设以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系统为特征的“区域化的国家创新体系”。其中，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将大量吸收全球快速流动的可整理知识，整个区域将根据其要素禀赋和其他具体条件加以改造，以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发展出以本土基础研究为主体、以解决国内技术问题和国内产品技术发展为中心的创新组织协调机制，造就立足中国本土的自主创新共同体。

　　每次新技术革命不仅将产生一种由新的通用技术和若干新兴产业所构成的新主导部门体系，而且还会创造一种由新理念、新组织和新的经商管理原则所构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它不仅将导致所有经济活动发生新质生产力的量子跃迁，而且将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产生广泛的扩散性影响，颠覆旧技术经济范式，在传统产业中掀起一场飓风般的“创造性毁灭”。区域化不仅是“新技术经济范式”产生扩散效应的机制，而且是实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规模收益递增和扩散新质专业化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技术学习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外部经济效应。北京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将充分发挥新主导部门体系在区域内的旁侧联系效应，并通过就业、收入和消费等联系效应辐射到其他区域，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步入良性循环的新格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