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学的经典化，就是探索作品如何经由时人及后人的标举、解读、传播、模拟等一系列行为，将其建构为典范的过程。这一研究需要有综合的视角，应把握作品本身所包含的经典属性或要素，在此基础上借助接受史、传播史、阅读史、学术思想史的理论与方法，探究读者、传播者在何种语境和机制中去塑造经典。

　　唐宋散文经典化这一论题本身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个体层面，唐宋时期主要散文大家的代表作品都在思想深度和行文法度上堪称典范，也具有独立的经典化历程；二是整体层面，“唐宋八大家”或北宋六家的并称乃至“唐宋文”这一文学传统，都具有系统性的典范含义。因此，研究唐宋散文经典化，既要梳理其代表作家作品在不同时期被打造为经典的历史进程，也要考察“唐宋文”被整体性建构为文学经典系统的学理意义与文化机制。

　　在文学批评史方面，唐宋散文经典化研究能够使我们更清晰、更深入地理解近世文学批评观念的生成过程和内在机制。“唐宋八大家”定名于明中后期茅坤编订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但这一体系的奠定则始自元末明初朱右的《新编六先生文集》，而朱右这一观念的生成又依托于南宋至金元时期文学批评的不断发展。不同的文学批评家活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的是不同的现实命题，采取的是不同的标举与阐释方式，他们为这一经典系统所赋予的意涵既有同质性，也有差异性。通过对这些近似与差异之处的深入梳理和探赜，我们可以深化对于文学批评史重要概念、称谓和发展理路的认知。对一些大家的经典化研究也会有类似的创获，例如新旧《唐书》对韩愈诗文的评价即基于不同理念，《旧唐书》秉承了中晚唐士人尚奇的观念，肯定韩文之“奇诡”，而《新唐书》则开启了宋人评价“唐宋文”的基本立场，即对韩愈维护儒学权威地位和坚守其正统性的赞誉。而在茅坤的话语体系中，韩文“奇”的一面又重新得到标举。文学批评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与彼此呼应，折射出文化语境中的丰富信息。

　　在学术思想史方面，唐宋散文经典化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理学家与古文家思想的异同以及彼此的冲突与融合。古文家与理学家对事物本源和人性本质的认知与理解方式存在相当大的歧异，由于理学家强调“理”的第一性，侧重对事物本质进行道德性阐释，因此经常对古文家的理念提出批判——杨时对欧阳修的批评，以及朱熹对苏轼的抨击都是典型的案例。而“唐宋八大家”这一经典体系的形成，同样有理学家的深度参与。一方面，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于唐宋古文家中较为切合儒学正统观念的作家有充分的肯定，朱熹对曾巩文章的褒扬，乃至对苏辙部分文章的正面评价即为明证，而北宋六家散文这一经典体系的形成，亦有朱熹众多后学的推动。另一方面，以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浙东儒学精英，也属于广义的理学家，他们既认可程颐的基本观念，更具有鲜明的事功理想——他们对于科举文风、帝王施政策略、士人心态等现实事务加以干预的诉求，促使他们从韩柳欧苏等唐宋古文家的作品和精神中汲取资源，由此致力于唐宋散文的经典化。明代中叶“唐宋派”代表人物之思想同样有突出的理学印记，茅坤表示“唐宋八大家”文化精神在明代的传承者只有王阳明一人。通过研究唐宋散文的经典化，我们将会对理学发展的曲折历史及其与古文家思想融合的多重样态有更充分的认识。

　　在文章学方面，唐宋散文经典化研究能够使我们对近世文章选本、文话的学术理念和社会功用建立深刻的认知。中国古代文章学成熟于南宋，与“唐宋八大家”经典体系形成的历史几乎同步。文章选本和各类文话是文章学思想的基本载体，也映射了以八家为主要代表的唐宋散文经典化的历程。南宋时期，选录文章与唐宋八家体系最为接近的选本当属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该书选录的八位古文家中有七位都是“唐宋八大家”中的成员，唯独王安石被张耒取代。全书既试图通过揭示此八家代表作品杰出的行文范式来引导时文的写作思路，也体现了吕祖谦对苏门文章及学术的偏爱。真德秀《续文章正宗》更能体现北宋六家散文这一经典体系所具有的理学内涵。不少选本中也包含了以批点形式出现的文话，例如茅坤对韩文之“奇”的推崇即多体现于《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批点中。文话中所辨析的一些理念可能涉及更为深远的学术议题，譬如晚明文话对“理”的解析已经与程朱理学和明初士人的观念有了明显的不同。

　　文学经典化研究具有基本的操作规程，一般都要遵循标举经典、解读经典、传播经典的逻辑或步骤来展开。唐宋散文经典化研究自然不例外。不过，鉴于唐宋散文的特殊性及其深远影响，这一论题仍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根据历史时段、作家作品特色的差别，确立不同的选题策略。“唐宋八大家”的全面经典化始于南宋，对这一起始阶段展开研究时，应先梳理各家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再探索这一经典体系的学理意义和生成机制。然而，不同作家作品的经典属性和阐释空间亦有区别，例如曾巩文、苏辙文经典化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实现其理学思想与古文理念的融合或折中；王安石文经典化的主要问题是南宋士人如何在“新学”消歇之后重新重视其文章与思想。其他几家文章的经典化也大致依托于这些议题。研究明清时期唐宋散文的经典化需要面对新的问题，例如“唐宋派”推崇的唐宋散文主要属于哪一类范型，“三苏”文章与学术如何在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共存中被重塑为经典等。

　　第二，要努力尝试从被重提的命题中挖掘新的要素。总体而言，唐宋散文具有相当广阔的阐释空间，其经典意义被反复阐释。但相关问题的重提绝非老调重弹，而是蕴含了不同时代和背景下士人新的诉求。前文提到的韩文“奇”“正”之别即是明显一例。此外，艾南英在明末重提欧阳修散文的典范价值，看似是对“唐宋派”士人观念的呼应，实则包含了重要的修正意味。明中后期的知识精英在重构“苏学”及“三苏”文经典属性的同时，亦在积极推动理学思想的转型，从而为解决“文道合一”这一传统命题开辟了新路径。对这些传统问题或相似表象下变化性要素的考察，是值得努力探索的方向。

　　第三，要充分重视新材料，运用新技术与新方法。近年来，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为代表的课题研究取得显著成果。《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等书籍先后问世，数字人文技术日渐成熟，阅读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这些新资源必然为唐宋散文经典化研究提供重要助力，应该得到充分重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