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被提出后，相关讨论热烈。热烈并不等于清晰，要真正讲清楚现代化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概念游戏与理论自转中。程美东教授《论中国式现代化》一书提出并示范了一种关于现代化研究的新叙事体系与书写范式。该书开宗明义指出现代化首先是科学理性主义。围绕这一线索，全书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百年探索与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贯通起来，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以科学理性重读中国百年追求

　　在不少通行叙述里，现代化常被简化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外延要素的集合，像是在做一张指标拼图，拼得越满越是现代化。该书提醒读者，如果停在要素堆砌层面，就很难解释现代化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生成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社会撕裂等结构性矛盾。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首先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性内涵：现代化之所以成为现代化，首先在于科学被推上最高权威的位置，世界被理解为可计算、可改造的对象，人类以理性精神重构社会运行规则，并最大限度动员科学与技术去组织生产、推动革命、塑造制度。

　　这一界定的意义在于，从本质上解释了现代化伴生的零散现象。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方式、战争机器的扩张逻辑、技术革命的持续迭代，乃至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与空间结构，都能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找到内在关联。这条线索让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追求呈现出清晰的连续性。从晚清“师夷长技”的被动应对，到“五四”时期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旗帜，再到新中国提出并不断丰富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改革开放打通知识、技术与全球市场的要素流动，以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等战略的持续推进，直至新时代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教育强国等部署，这些历史节点在科学理性这根线的贯穿下不再是孤立片段，而是一条关涉长期建设能力、塑造路径的主线。读者由此可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概念上事先设定好的一张蓝图，而是在现实约束中不断组织资源、调配要素、创造制度的过程。

　　用大历史观搭起时空坐标

　　该书叙事体系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并未抽象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而是将其放在两条历史线索的交会点上：一条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发展史，另一条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史。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这条线索上，作者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凭空起步，而是植根于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等资源在与现代科学理性的碰撞和融合中，被不断激活、转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既坚守中华文明的根脉和底色，又以开放姿态拥抱科学理性所推动的深刻社会变革。在世界现代化史的线索上，作者提出两种文明路径与四种发展模式的框架，把现代化的世界史从单线叙事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文明路径与社会主义文明路径并存，自由资本主义原发型现代化、农业资本主义与依附型现代化、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列，这一分类充分说明了本就没有定于一尊、十全十美的现代化模式。

　　通过比较，作者强调，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多路径竞合的过程，任何道路都深受历史条件与国情结构制约，不存在可复制的万能范式。把这一框架拉回中国语境，半殖民地半封建起点、原始资本积累不足、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的现实需求等因素，成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形成特殊性的重要变量。

　　为应对世界性困境贡献中国智慧

　　在完成对理论脉络和历史进程的回溯之后，该书并未止步于总结科学理性发展的经验，而是把视野投向当下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西方现代化以征服自然为基本取向，导致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以资本逐利为核心逻辑的发展模式，推高贫富差距，使曾被寄予厚望的普遍繁荣演变为广泛的焦虑感和失落感。这说明：科学理性并非万能，其发展造成的一系列悖论，构成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共同面临的时代之问。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种吸收并反思世界经验的创造性探索。它不是对西式现代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坚持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努力修正西式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与掠夺式开发中暴露出的结构性弊端。人口规模巨大并非是西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制约因素，通过教育普及、国民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本累积等路径，恰恰可以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优势；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路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避免走只盯经济增速、忽视价值关怀的道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需未雨绸缪，警惕先掠夺式开发再被动修复的陈旧思维。

　　书中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阐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合作共赢的立场，指出在全球利益深度交织的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新型现代化实践，为突破零和博弈、探索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顶天立地”讲透道理

　　近几年来，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该书为现代化研究叙事体系与书写范式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它避免陷入一些现代化研究用概念解释概念、用大道理解释大道理、不断出台新名词、在西方理论中“兜圈子”的窠臼，而是努力做到论证话语的“顶天立地”。“顶天”即将政治用语找到对应的理论解释空间，从而在理性认识上达到更高层次；“立地”即不忘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把现代化从抽象概念通过渊源回溯以及跨国比较，还原为能被追问、能被比较、能被解释的制度选择过程。

　　在构思上，作者不是把中国式现代化单独拎出来“讲中国特色”，也不是把世界现代化史当作背景板，而是把三条叙事线索同时置于一张逻辑地图上——世界现代化的发生机制、近代以来中国的探索脉络、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开。这样的结构安排，避免了两种写作“滑坡”：一是把世界史写成他者故事，与中国无关；二是把中国的实践写成例外叙事，与世界不可比。相反，作者让读者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凭空生成的概念，而是在对现代化一般逻辑的深刻把握中形成的历史回应。

　　在写法上，进行以理统史、以史证理的节奏控制。作者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枢纽，既能解释现代化为何兴起、如何扩展，也能解释它为何带来治理方式、社会组织与价值结构的深刻转型。这样一来，历史叙述不再是时间线的平铺，而成为围绕核心命题的逻辑递进；理论阐释也不再是概念的自说自话，而是对历史事实与现实实践的可回溯说明。读者感到，作者并不追求把每个概念都讲“圆”，不依赖引语塑造权威感，不依赖新词、术语制造高深感，而是追求把关键关系讲透。现代化与理性化之间是什么关系？现代化如何重塑国家能力？当这种重塑进入中国语境，为何出现异于别国的特征，又为何在当下必须处理两极分化、统筹发展与安全等问题？这类问题被置于叙事链条中自然提出并予以回答。

　　总之，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讲清现代化是什么，更在于提供一种讲述现代化的视角：阐释概念但不困于概念，从历史出发但不止于历史，从现实出发但不滑入话语的自我重复。换句话说，它让现代化研究的讨论重新回到实践逻辑之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