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时代文学的尾声和现代文学之先声，中国近代文学整体上表现出不同于古代，亦不同于现代的文化特征。究其原因，这与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译介发达、文艺报刊勃兴、小说文体抬升等息息相关。其中，外国文学翻译现象尤其引人瞩目。近代的外国文学翻译多使用文言，比如，林纾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影响很大。与此同时，还有一股使用白话译介外国文学的风尚，此类作品主要发表在当时的文艺报刊上，随着报刊的传播在市民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白话译作往往语言通俗晓畅，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表达习惯，使得原本被文言门槛所阻隔的外国文学故事，能够更直接、更生动地触达大众。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曾提到晚清的外国作品翻译有“以古文笔法译书”的一派和“用白话译书”的另一派。

　　近代文艺报刊中，较有影响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刊物都同时刊载文言译作和白话译作。这些小说期刊的主编或主笔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在自己编办的杂志上积极推动并实践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们是外国文学翻译领域中这股“白话风尚”的主要推动者，与当时用“文言”译书形成明显不同风格的译书方法。用白话翻译的外国小说作品既有长篇也有短篇，长篇小说的代表作有《海底旅行》《二勇少年》《电术奇谈》《马哥王后佚史》等，短篇小说则有《俄国包探案》《弱女救兄记》《灯台卒》等。所谓“用白话译书”的“白话”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事实上，近代外国文学翻译中构成白话风尚的译入语既包括章回体小说白话，也包括话本小说白话，甚至还出现了“五四”以后才大规模使用的现代白话。前两者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早已成熟，后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学创作中还未普及。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领域为何会形成“白话风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文学革命、启迪民智的需要。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小说这种文体地位的抬升有赖于近代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译介外国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小说界革命的目的并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新民”。梁启超看中了历史小说的“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的编创模式，他认为用这种模式来翻译外国政治小说、历史小说，能够起到“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演义体”，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指的是明初《三国志演义》开创的一直延续至清末的“历史演义”传统，这类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都是用白话来演述的。其实，不仅是历史小说，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上，科学小说、政治小说、写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其他题材的小说译作，都使用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白话来翻译。这应该是最初的也是最有力的动因。此后，近代其他文艺报刊也纷纷效仿，白话风尚随之而起。

　　其二，报刊媒介载体和受众的要求。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文艺报刊翻译的白话风尚与报刊媒介属性、受众接受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近代以来，大量文艺报刊的出现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变化需求的。文艺报刊是一种新颖的传播媒介，其读者群体以普通大众为主。外国文学译作在报刊上刊载发行，若仍采用晦涩的文言，无疑会将大部分识字不多的市民读者拒之门外。为了扩大报刊的发行量与影响力，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就必须采用他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形式。白话，作为大众日常交流的口语化书面表达，自然成为首选。即使近代报刊翻译大量使用的另一类译入语——文言，也有竭尽浅近通俗的倾向。

　　其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传统的影响。如果说近代“小说界革命”和报刊媒介受众两个方面属于外因，那么，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传统就属于影响文学翻译语言形式的内因。梁启超等人提倡用白话翻译文学作品，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确有丰富的成熟白话文学作品来提供相应的资源。我们应该看到，近代文艺报刊上外国长篇小说的翻译模式脱胎于中国古典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方式、篇章体制和白话书面语的书写模式，二者具有同一性。历史演义类型的文学传统更是直接为当时外国长篇历史小说的翻译所借鉴。外国短篇小说的翻译，大多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等中短篇白话小说风格的书面白话。可以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主要的几种语言体式与近代外国小说翻译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明显。如果将翻译文学看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进而看作文学古今演变的一部分，那么，近代白话翻译文学同样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传统。

　　总之，近代文学翻译中的白话风尚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文化大变局紧密相连。它既是古典白话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也是文学译者们为回应时代需求、拓展文学边界而进行的积极探索。这种风尚不仅为当时的民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文学的窗口，更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汉语书面语的变革，为后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全面兴起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社会基础。文学不再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属品，而开始真正走向大众，成为启迪民智、沟通中西的桥梁。这股白话风尚所蕴含的“以文载道”的社会关怀与“通俗易懂”的传播追求，共同构成了近代文学翻译史上一道独特而重要的风景线。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