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作为贯穿刑事立法、司法与执行的纲领性政策，其制度效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本土法律文化的溯源。这一政策并非外来学说，而是植根于中国传统“宽猛相济”治国理念的本土性创造。唯有回溯古代“宽猛相济”的思想源流与实践逻辑，才能为当代刑事政策的完善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中国古代宽猛相济的治国理念

　　中华法系在儒法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严中有宽、宽中有严”的制度平衡。“宽猛相济”并非宽纵与严苛的简单折中，而是“严而不苛，宽而不纵”的辩证统一，鉴于中华法系重刑基调的传统，其实践中更侧重于“以宽济严”。

　　一是体系框架上凸显出礼与法的共治逻辑。中国古代“礼法并用”传统确立了刑法的“最后手段”定位，“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的治理格局，构建了“宽猛相济”的基本图景。礼对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限缩入罪边界。以礼为基础的乡规民约、宗族规约等基层规范体系，通过道德教化与羞耻文化实现社会自律，多数偏差行为在源头得到化解，国家刑罚权仅针对突破礼治边界、危害社会共同体的行为介入，避免了犯罪圈的过度扩张。其二，提供出罪与减责路径。一方面，“春秋决狱”“礼法合一”的司法传统，使礼的伦理标准成为法律解释的重要依据，如董仲舒在“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中，依据“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将养父藏匿犯罪养子的行为予以出罪；另一方面，“原心定罪”传统以礼治伦理为标准判断犯罪主观动机的善恶，为差异化量刑提供依据。

　　二是思想根源上表现为民本思想与和合文化。“宽猛相济”的深层文化根基在于民本思想与和合传统的双重支撑。民本思想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民心向背视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推动了慎刑与恤刑的发展。慎刑理念体现为录囚、复奏、会审等程序性制度，《尚书·大禹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记载，彰显了对刑罚适用的审慎态度；恤刑制度则通过对特定群体的宽恕，如汉代废除肉刑、清代“留养承嗣”制度，体现刑罚的人道关怀。和合文化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在法律领域表现为对“无讼”目标的追求。《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理念，将法律功能从单纯惩治拓展至秩序修复与社会整合。民本思想与和合文化相辅相成，使“宽猛相济”超越了单纯的治术范畴，成为承载治理智慧的制度传统。

　　三是制度目标上体现出惩治犯罪与安民易俗的统一。“宽猛相济”的实践目标在于实现“惩治犯罪”与“安民易俗”的双重统一，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融合。荀子“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与孔子“不教而杀谓之虐”的论述，揭示了中华法系“教化为先，刑罚为辅”的治理逻辑。历代王朝的制度设计均体现这一理念：汉代废肉刑与保族诛并行，唐代设死刑三复奏制与“十恶不赦”并重。当惩治犯罪与化民易俗发生冲突时，传统治理智慧体现为“因时而变”的动态调整。《周礼》“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记载，明确了刑事政策随社会情势调整的原则。晋代周顗“刑罚轻重，随时而作”与唐代孔颖达“世平安用柔、世不顺用刚”的论述，进一步阐释了宽严尺度的动态配置逻辑——治安混乱时以严稳固秩序，常态治理时以宽促进社会整合。

　　对当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启示

　　古代“宽猛相济”思想虽植根于封建治理体系，但其蕴含的治理智慧对当代刑事政策仍具重要启示。刑事政策学的经验科学属性，以及法律文化对制度的形塑作用，决定了对传统思想的转译与承继，能为宽严相济政策的完善提供经验参考与价值校准。

　　一是从“出礼入刑”到刑法谦抑原则的践行。古代“出礼入刑”的治理逻辑，强调非刑罚手段前置与刑罚兜底的层级化治理，这与现代刑法谦抑原则高度契合。借鉴传统治理经验，需构建“非刑罚手段优先、刑法最后介入”的治理体系。其一，注重多元治理的协同发力。针对信息网络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复杂犯罪形态，应挖掘深层成因，将刑法与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治理等手段相结合，避免单纯依赖刑罚的末端治理。其二，完善层级化处罚结构。健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前置性制裁手段，破解“一罚了之”与“一放了之”的困境，使刑法仅作为最后保障手段介入。其三，审慎启动刑事程序。在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界限模糊的领域，如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若通过民事手段可化解纠纷且当事人无异议，应避免刑事追诉的过度介入。

　　二是从“慎刑恤刑”到刑法宽宥机制的完善。传统民本思想孕育的慎刑恤刑理念，对当代刑法宽宥机制的完善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现代刑事政策应秉承“严而不厉”的理念，在依法惩治严重犯罪的同时，强化宽宥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冲动犯罪等危害程度较低且具有改造潜力的群体，坚持教育挽救为主，充分运用相对不起诉、缓刑、社区矫正等制度，促进社会再整合；另一方面，对累犯、暴力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彰显刑罚威慑力。具体而言，需强化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在裁判文书中清晰呈现对悔罪态度、损害填补、家庭义务等因素的考量；在起诉、量刑等关键环节灵活适用宽宥制度；通过量刑指导意见与同案检索机制，实现宽严尺度的统一。当前“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正是传统慎刑思想的现代转化。

　　三是从“因时制宜”到刑事政策的动态调整。古代“宽猛相济”的核心要义在于因时制宜，这为当代刑事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考量行业发展阶段与特点。对区块链等新兴科技领域，刑法应保持克制，为制度创新预留空间；对于医美等行业，基于行业特性，经营者往往存在夸大宣传，应当优先运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广告与医疗监管等手段，慎重动用刑罚。其二，依据规范体系成熟度调整。当前置法缺位、制度存在真空时，刑事政策可适当“从严”以弥补漏洞；待前置法完善后，刑法回归保障法定位，如随着金融监管规范的健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标准趋于严格。其三，回应社会观念变迁。针对淫秽物品认定、自损行为入罪等问题，应关注公众容忍阈值的变化，避免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

　　从“宽猛相济”到“宽严相济”的历史演进，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古代“礼法共治”的体系框架、民本和合的思想根源与因时制宜的实践逻辑，为当代刑事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智慧滋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唯有立足本土法律文化传统，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才能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真正落地见效，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湖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