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李希霍芬在德国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首次命名“丝绸之路”，将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连接在一起，使中国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驿站建设
13世纪蒙古人进行世界征略，“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元史》）。蒙古灭西夏，掌握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线，打通连接中原与西域、漠南与漠北的主要交通线。蒙古灭金，使得位处漠北的蒙古汗国势力直接延伸到了南宋。灭西辽国之际，蒙古人与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国发生冲突，引发蒙古第一次西征。之后，中国与域外之间关联的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基本贯通。元朝接管了南宋所经营的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遗产。
元朝在其所统辖范围确立了详尽的驿站建设制度，“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元史》）。驿站的建设使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的全球性开放格局，驿站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信息传递、物资转运、人员往来的枢纽，欧亚大陆上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真正具有了“全球”意义上的广度与深度。
丝路纪行的“世界”转向
地域疆界和区域藩篱的突破带来了13—14世纪文明书写的巨大转向，过去典籍中只言片语记载的蒙古人成为世界书写的中心。书写蒙古人的内容包括：人们追踪蒙古人的踪迹和沿着蒙古人开拓的道路行进而产生的史著、行记、道里记、风俗记、游方记、异物志、杂传、地志等。书写语言不仅有蒙古文，还有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以及汉文等。
蒙古语系列有《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等。波斯语系列有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瓦萨甫《瓦萨甫史》、拉施特《史集》等。阿拉伯语系列有伊本·艾西尔《历史大全》、奈撒维《札兰丁传》、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拉丁语系列有加宾尼《蒙古史》，鲁不鲁乞《东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日文系列有《蒙古袭来绘词》《八幡愚童训》等。汉文系列则包括金人、南宋人、高丽人、元人的书写，金人的著述有吾古孙仲端口述的《北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王鹗的《汝南遗事》等；南宋人的叙录以赵珙《蒙鞑备录》、彭大雅《黑鞑事略》等为代表；元人的叙录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张德辉的《塞北纪行》以及常德口述的《西使记》等。
1260年以后，元王朝为加强与西北宗王的联系，实行大都与上都的两都巡幸制，人们追随皇帝的上都之行频繁地穿行于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草原丝路”，留下数以千计的纪行诗文作品，代表作品如袁桷《开平四集》、柳贯《上京纪行诗》、胡助《上京纪行诗》、释梵琦《北游集》、周伯琦《扈从集》、张昱《辇下曲》、杨允孚《滦京杂咏》等。另外，13—14世纪间，由海上丝绸之路而产生的纪行作品，“高丽—元朝”纪行有陈澕《燕行诗》、金坵《止浦集》、李承休《宾王录》、安轴《谨斋集》、李齐贤《奉使录》、李穀《燕居录》、郑誧《燕京录》、李穑《燕客录》、金九容《金陵录》、郑道传《朝京诗》、崔瀣《拙藁千百》等；“日本—元朝”纪行有王恽《泛海小录》、雪村友梅《岷峨集》、清拙正澄《禅居集》等；“东南亚—元朝”纪行有黎崱《安南志略》、徐明善《天南行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
与之前相比，13—14世纪的丝路纪行独立成卷的作品有百余种，其中汉文文献80余种，其他文献近30种，远超自汉至宋所有纪行创作数量的总和。这说明，中国与世界之间不再是“东张西望”，而是深入而广泛地“全球对话”。
全球语境下丝路纪行的经典特征
丝路纪行作为中国与世界相互关联和书写的典型载体，表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区域事件的世界性追踪表述。13—14世纪丝路纪行作品以蒙古人为中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聚焦，使得蒙古人相关的区域性事件成为公共表达的内容。1211年蒙古攻金，这一极为典型的区域性事件，在致使金朝“精锐尽于是役”的同时，也开启了蒙古人对世界征略的步伐，因此，这一事件成为13—14世纪丝路纪行中共同的书写对象。书写的地域范围从大蒙古国汗廷所在地和林，拓展到中亚德里苏丹国，又跨越到13世纪末的元朝大都以及14世纪初西亚伊利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而时间范围长达近半个世纪，书写语言涉及畏兀儿蒙古字、波斯语以及汉语等，展现出世界性的多语种书写特征。
其二，多语言并存互动。被誉为“历史百科全书”“中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的《史集》，是14世纪初伊利汗国拉施特奉伊利汗合赞和合儿班答之命主持编撰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提议撰修《史集》的合赞汗以及主持纂修工作的拉施特可能懂得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克什米尔语、藏语、汉语、富浪语等语言，而且拉施特希望《史集》能够将世界每个民族自己的历史、传说和信仰都涵盖进去，所以，在撰写过程中，他动用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学者参与其中，使得《史集》不再是单一文明的独白，而是多种语言智慧碰撞融合的结晶，其内容也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多元视角。
其三，多元文化并行不悖。13—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一方面意味着“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梯山航海，前所未有的“世界看中国”潮流；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不出户而八蛮九夷”，世界多元文化互鉴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杭州西湖的船上有歌手“用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演唱各种歌曲”，《马可·波罗游记》则记载，福州西北一隅的“Vuguen”（侯官）有来自巴比伦的制糖师教授当地人炼制白砂糖。
总之，13—14世纪丝路纪行改写了世界人民对世界的认知、对中国的认识，不仅使欧洲人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而且刺激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探险家对东方的探索热情。可以说，13—14世纪丝路纪行的文明书写影响了此后数个世纪的知识向度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 —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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