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替代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样态，新自由主义在里根政府时期逐步从经济学范式演化为美国主导型的国家经济模式，并被其后三十年间的历届政府信奉与推行。随着冷战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崇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被美西方国家推上神坛，并作为“救世良方”在全世界推广。历史显然并未因“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而终结。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衰败及其衍生出的各种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不同政党的美国政府动用了取向各异的政策手段，试图挽救新自由主义的颓势。然而，无论是局部修补还是整体扬弃，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式微均不可逆转。
新自由主义的后金融危机改良
美国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下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的恶果。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率，高举“变革与希望”大旗的奥巴马政府被迫采取一系列干预性的救市措施，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加大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力度，尝试从制度上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改良。沿袭民主党“大政府传统”的奥巴马政府推出数额惊人的经济复苏法案和医改法案，希望通过大规模减税、基建投资和扩大社会福利网等手段，帮助美国走出危机，同时纾解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贫富分化矛盾。
奥巴马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的一系列改良新自由主义的举措，短期内的确产生了提振美国经济的积极效应，也有效遏制了危机蔓延，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引发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尤其是金融资本垄断与财富分配失衡的问题。讽刺的是，奥巴马的“救市政策”实际上将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分摊给了美国政府与民众，而罪魁祸首华尔街金融巨头却仍“大而不倒”。奥巴马政府沉迷于新自由主义的“财富神话”，仅仅从制度表面对其修正与改良，不仅未真正触动金融权贵的利益，也无法解决经济不平等、产业空心化等触及美国灵魂的矛盾，反而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民粹主义的崛起种下了祸根。
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变奏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看似出人意料，实则是新自由主义危机长期激化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让美国资本实现了全球扩张，随之而来的制造业外流与去工业化却让大量中下层民众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特朗普利用他们的经济焦虑与身份危机，高举反全球化大旗，借助民粹主义浪潮入主白宫。执政后的特朗普全面抛弃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叙事，以“美国优先”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议程，发动贸易战和关税战以转嫁国内经济矛盾。特朗普之所以对自由贸易规则弃之如敝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要求美国付出更多的霸权收益以维持所谓“自由世界秩序”，实质上却损害了美国的霸权利益。当然，特朗普否定全球化并非否定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逻辑，而是试图通过霸权国力量攫取更多利益。
此外，特朗普的国内经济议程不仅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甚至进一步强化了其私有化、市场化和去监管的政策导向。特朗普启动里根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大幅削减企业和高收入人群的税赋，再次放宽政府对金融、能源等核心领域的监管，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私有化，压缩社会福利支出。换言之，特朗普对新自由主义的所谓“颠覆”并不彻底，其经济意识形态未真正脱离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尽管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议程混合了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元素，但仍具有显著的新自由主义特征，实质仍是为大资本、大金融服务。与奥巴马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为新自由主义披上了民粹主义的“外衣”，用“新瓶装旧酒”解决其合法性问题。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变奏不仅未能舒缓美国经济社会的严重对立，反而激化了新旧矛盾：减税政策推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私有化和公共支出削减更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惨痛代价。
“拜登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的扬弃
特朗普式“美国优先”严重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根基，加之新冠疫情对美国社会的沉重打击和大国竞争的现实挑战，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开始反思新形势下新自由主义的剩余价值。不同于其前任，拜登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2023年4月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发言标志着美国政府首次公开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濒临破产。在猛烈抨击“华盛顿共识”并抛出所谓“新华盛顿共识”之后，拜登政府推出了旨在根本性和系统性调整美国经济方略的“拜登经济学”，其核心在于大幅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规模实施基建和环保投资，保护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时加强国内外经济政策联动。在某种意义上，“拜登经济学”及其“重建美好未来”的构想，不仅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摈弃，也是对罗斯福“新政”的致敬，更是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拜登经济学”无疑与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范式形成鲜明对比。在拜登政府看来，尽管私营部门与市场仍是经济增长与创新的关键驱动，但单靠它们无法实现更重要的国家目标，因此必须更多依靠和运用政府的力量，让“看得见的手”发挥更大作用。换言之，尽管“拜登经济学”建立在对新自由主义全面扬弃的基础之上，但拜登政府并没有完全否定自由市场机制，也不指望“纯粹的自由贸易”，而是在承认资本市场重要性的前提下，更务实地践行一种“有限自由主义”的理念，以更好地应对美国经济的挑战与地缘政治竞争的现实。无论如何，“新华盛顿共识”和“拜登经济学”的出台，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下台退场的步伐愈发加快。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局
纵观近年来美国发生的种种危机，尽管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根源上都与新自由主义的弊端牵连甚深。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旨在追求效率与利益的最大化，而非社会公平与人民福祉，因此根源上无法解决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产业空心化等长期累积的矛盾。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已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积重难返。在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主导美国的特朗普时代，任何改良和改造新自由主义的尝试终将无功而返，皆因新自由主义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与美国统治阶级的需要。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的式微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断凸显而不得其解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不论冠以什么“主义”，美国政府的根本目标是护持其国家利益和全球霸权，同时确保资本在全球的收益。新自由主义只是美国实现其目标的一种工具，所谓“合则用，不合则弃”。在资本主义必将衰败的周期律作用下，新自由主义已完成其阶段性使命，走向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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