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刷术的油墨在纸张上凝固成权威，当剧院的帷幕在起落间框定艺术的边界，传统文艺的主体性曾非常清晰：创作者是手握权杖的主宰，观赏者是保持静默的受众，传播者是隔绝门禁的卫士，三者在既定的角色轨道上运行。而当数字化浪潮漫过文化的堤岸，新大众文艺的主体性便如河流改道般发生深刻的嬗变。创作的闸门被技术的洪流冲开，昔日被隔绝在艺术殿堂之外的大众，如今手持智能手机便能成为故事的讲述者；受众的沉默被弹幕的喧嚣打破，指尖的滑动与点击便能参与作品的塑形；传播的路径不再依赖单一的桥梁，社交网络的毛细血管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成为文化的搬运工与分发者。

　　“陌生化”彰显创作主体的独立性

　　在这场文艺主体性的重构中，我们既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田间地头的农人用短视频将乡村经验转化为文艺符号，家庭主妇在网络创作中将个体经验转化成为大众共鸣的锚点，市井摊贩以直播展现多元的烟火人间。同时我们也目睹了难以回避的困惑：当流量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尺，创作沦为数据的奴隶；当互动淹没了创作的本真，个性消融于众声的嘈杂；当传播的便捷催生复制的狂欢，创新在同质化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因此，新大众文艺主体性的独立与创新犹如文艺生命的双翼，缺一不可，在活力与困惑的交织中，探寻新大众文艺主体性的独立根基与创新可能，已经成为全新的命题。

　　要想实现创作主体的突围，在规训场域中守护艺术的自觉，或许需要转变视角，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打破自动的感知模式。在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场域中，市场流量的计算法则、大众偏好的趋同惯性、资本逻辑的隐性操控共同构成了“自动化”创作的陷阱，创作者不自觉地重复着被验证有效的叙事套路、情感模式，沦为符号的搬运工。

　　互联网将这些已经成熟的商业类型创作称为“赛道”，它一旦形成，踏上这一赛道的创作者便会自动地进入轨道履带。创作主体的独立性恰是对这种“自动化”的反抗、对“陌生化”原则的践行。当一位网络作家不满足于“霸道总裁”的窠臼，转而以“快递员的城市漫游”为叙事核心，用碎片化的日常细节拼贴出当代都市的褶皱与温度时，他正是以个体经验的“陌生化”打破类型化写作的“规训”。在这种创作实践中，创作者的艺术信念不再是空洞的宣言，而是转化为对文学性的坚守，让话语聚焦于自身的形式与结构，而非单纯的信息传递。即便面对平台数据的压力，这种对“陌生化”表达的追求也能让创作主体在权力场域中保持清醒，避免成为被流量算法驯化的创作机器。

　　“间性”智慧促进主体创新

　　大众对文艺差异化的渴求也呼唤、催生着主体的独立性，赛道开创者和初期追随者享尽流量红利，后来者沦为铺设赛道的尘埃，文艺权力结构的形成貌似依赖于流量，实则关键还是在于主体的独立开创能力。文艺法则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流量一味卑躬屈膝，往往意味着反被流量抛弃。

　　新大众文艺不但创作主体构成复杂，受众群体也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广泛，大量素人投入文艺创作与消费，这就形成了全新形式的互动场域，并且异化为接受主体对创作主体的阐释暴力。当读者以弹幕刷屏等方式强行将个人情绪植入文本，平台采纳实时投票决定剧情走向，创作主体的视域便可能被吞噬，陷入沟通扭曲的困境。保持主体性的关键在于超越阐释的暴力与封闭，构建 “间性”平衡——既非创作主体的独断专行，也非接受主体的越界干预。

　　将文学作品视为“意向性客体”，其存在需要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参与，但作者的创作为作品奠定了不可更改的内核，创作者可将受众反馈视为拓展视域的“前理解”，却不能让其取代自身。到目前为止，高流量的网络连续剧同时也是高分评价作品，文艺性与大众性并不冲突。这些网络连续剧在筹备阶段吸纳观众对时代背景的补充建议，但对主角性格的深层逻辑始终坚守创作初衷，这些实践既是对“间性” 智慧的运用，也证明了策略的成功。同时，接受主体也并非如想象中对于新大众文艺作品只单纯进行“消费式解码”，而是更倾向于“对话式解码”，在理解中保持对文本自主性的敬畏。无论如何，创作与受众的视域融合使得互动是艺术生长的养分，而非禁锢创新的枷锁。

　　创作、受众与传播的主体共舞

　　“媒介即信息”的理念在新大众文艺的传播中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但技术赋能的另一面是传播形式对内容创新的潜在压制。当算法推荐将爆款模板无限复制，当流量逻辑使“标题党”横行，传播便从审美中介异化为审丑机器，这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文化产品被标准化生产，创新性在批量复制中消亡。

　　要打破这种困局，需在传播环节践行形式革命的理念，优化传播生态。区分“材料”与“形式”，将艺术的创新具体化为形式对材料的重构。在短视频创作中，这意味着不满足于“卡点剪辑+热门 BGM”的固定形式，而是探索如“一镜到底的生活流”“多视角拼贴的叙事实验”等新形式，让媒介本身成为意义表达的一部分。传播平台的算法优化也应从流量最大化转向审美多样性，如引入陌生化权重，对采用新形式、新题材的作品给予额外推荐，这本质上是让技术服务于感知延长，而非感知简化。当平台为“方言说唱+传统戏曲”的跨界作品开辟专属推荐通道时，技术赋能便不再是文化工业的帮凶，而成为审美解放的推手。

　　对于资本的警惕是现代性反思的本能。资本与生俱来的扩张属性确实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文艺的大众空间，然而，资本的过度介入不仅会消解艺术的光晕，更试图将主体性异化为可量化的资产。当创作主体的粉丝量成为资本估值的核心指标，创新被简化为 IP变现的新途径，文艺便可能沦为“象征暴力”工具，表面是文化生产，实则是资本权力的渗透。

　　因此，完善外部支持体系本质上是为新大众文艺重筑“光晕”。这需要政府的支持超越简单的资金扶持，而是可以有更多的形式，比如设立创新实验室，为创作者提供探索VR叙事、AI辅助创作等新技术的空间，让艺术实验摆脱资本回报的即时压力。在文艺批评上，更多回归审美救赎的功能，将强调形式与结构的内部研究与偏重社会与资本分析的外部研究相结合，既肯定草根创作的生命力，也批判其媚俗化倾向。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建立起艺术自主的共识，通过自我技术的践行，让每个参与主体都意识到，守护新大众文艺的主体性便是守护自身的审美自由。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一场创作、受众与传播的主体共舞，三者的边界不断消融又不断重构。创作主体早已跳出专业创作者的狭小圈子，成就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创作热潮；受众主体则从静默的接受者迅速成长、蜕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传播主体更是完成了从守门人到共享者的蜕变。他们时而相互成就，在活力的碰撞中催生新的文艺形态；时而相互博弈，在流量压力、资本逻辑的拉扯中寻找平衡。但正是这种动态的共生让新大众文艺摆脱了传统文艺的僵化模式，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生产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数字时代文化生态中最鲜活的图景。而主体的独立与创新最终是一场关于“艺术何为”的永恒追问，它既扎根于大众的土壤，又始终向着审美的星空生长。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