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金岳霖先生不仅是“哲学界第一人”，而且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有其特殊的位置。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后来学科专业的不断调整、分化和学术传统的变迁，人们逐渐淡忘了金岳霖在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和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其中之一，尤其在文学理论方面。事实上，20世纪30—40年代，李健吾、朱自清、沈从文和袁可嘉在发表的文学评论中都论及过金岳霖。

　　李健吾：

　　“金岳霖先生帮了我们一个结论”

　　1939年3月，李健吾在香港《大公报·文艺》连载的《萧军论》中，直接援引金岳霖关于小说真实性的观点作为重要理论依据：“谈到小说的真实性，金岳霖先生帮了我们一个结论：不能仅仅写成条例，因为没有具体和个性在，普遍性就要黯淡无色，因而也就空洞无物了；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描写了事，因为过分加重细目，普遍性就要失掉，而个性和具体也就漂浮无根了。要想美满地传达给读者，这一切必须交织进一种人类的关系的式样的经纬里。”

　　该引文出自金岳霖1937年的英文论文“Truth in True Novels”（《真小说中的真》）。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金岳霖指出，评价小说有多种方式，标准之一是小说中所包含的真；而他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说某些小说是真或假时，这里的“真”究竟是什么意思。1937年4月21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在介绍金岳霖这篇论文时，就认为它将会引起小说家或文学评论家的研究兴趣。李健吾对金岳霖观点的引用，正好印证了该报的判断。

　　朱自清：

　　“长于分析的文体的还有金岳霖先生”

　　1941年11月，朱自清在《读书通讯》第27期发表的冯友兰《新世训》书评中，从中国现代述学文体的视角，肯定了金岳霖哲学著作的文体特点：“长于分析的文体的还有金岳霖先生，他著有《论道》（稿交商务已久，似乎还未见出版）：那是他的哲学，也是专门的书（其中一两篇曾在《哲学评论》发表）。金先生的白话文似乎比较纯粹，冯先生的还夹着不少文言成分，却各自成为一家。”1948年《语文零拾》收录此文时，朱自清将“他著有《论道》”改为“他的哲学论文”，对其文体特点的概括和肯定也更加具体：“长于分析的文体的还有金岳霖先生，他的哲学论文多能精确明畅，引人入胜……”

　　当然，朱自清并不是第一位指出金岳霖“长于分析的文体”的评论家。早在1926年，徐志摩便指出金岳霖文章所体现的“分析的工夫”：“他拿着一把小小的屋干剃刀，做分析的工夫。他要求明晰的思想clear thinking，他自己也的确能明晰地思想。”（《晨报副刊》1926年10月23日）但是，朱自清进一步明确把金岳霖的哲学著作置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述学文体的视角下进行评价，这是比较少见的，也是被现在研究者所忽视的。

　　沈从文：

　　谈欧美侦探小说史“一定比别的外文系教授还当行”

　　1942年10月，沈从文在《世界学生》第1卷第10期发表的《小说与社会》中，称赞金岳霖在欧美侦探小说史方面的造诣：“第二是弄哲学的金岳霖先生，读侦探小说最多，要他谈‘侦探小说史’，一定比别的外文系教授还当行。”沈从文后来多次修改《小说与社会》这篇文章，在1947年最后版本中对金岳霖的评价也更加精当：“第二个是弄哲学的金先生，看侦探小说，在国内恐得称为‘首屈一指’，若要他谈欧美侦探小说史，一定比别的外文系教授还当行。”

　　金岳霖爱看侦探小说在当时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无论是他的朋友、同事，还是教过的学生，在后来的回忆中也都曾提及。不过对此，包括研究者在内，更多是把这作为金岳霖的兴趣爱好或逸闻趣事来谈论，像沈从文这样从专业水平层面进行评价的并不多见。不仅如此，沈从文还把金岳霖在欧美侦探小说史领域的造诣与“别的外文系教授”相比，认为金岳霖“一定还当行”，这更是仅有的，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美谈。

　　袁可嘉：

　　为何要有“象征”可以“用金岳霖先生的话说”

　　1947年12月，袁可嘉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发表的书评中，直接用金岳霖的话作为诗（文学）为何要有“象征”的理论阐释：“在现代批评里所了解的‘神话’是指有结构的象征系统……为什么要有‘象征’，因为诗（文学）是通过文字而想超越文字——用金岳霖先生的话说：‘说那不能说的。’为什么要有结构，成系统，因为大作品之所以成为大是由于它对宇宙人生的全面的，整体的处理；既然是全面性的，它自然得有次序，象征系统本身也就因此得有内在的规律。”

　　这一援引既表明袁可嘉对金岳霖观点的熟稔，亦彰显其理论权威性。据金岳霖弟子冯契回忆，1943年前后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演讲，主题就是“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那时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袁可嘉很可能现场听过这次演讲，并记住了金岳霖的观点——“说那不能说的”；这才有后来阐释诗（文学）为何要有“象征”时，那么自然地想到可以“用金岳霖先生的话说”。

　　梳理李健吾、朱自清、沈从文和袁可嘉文学评论中的金岳霖，仅仅是我们考察“金岳霖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问题的一个初步尝试。近年来，随着新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跨学科方法的积极探索，金岳霖在哲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的思想研究也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丰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岳霖佚文整理与研究”（23BZX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