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重要阶段。殷墟甲骨文揭示，贵族社会背景下的商代官制，秉持“家国同构”的基本特征，其核心包括内服近臣与外服武官这两大系统。同时，官制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商代的政治思想。

　　近臣与武官是内外服典型职官

　　《尚书·酒诰》与西周早期大盂鼎铭文追述商代内服有“百僚”“百辟”，外服有“侯”“田（甸）”等职官。商代业已产生一些具体的职官之名，各种职官类称谓达100余个。殷墟甲骨文所见的“中商”，是王朝直接控制与管理的内服王畿区域。围绕商王、王朝中央执行国家事务的人员，性质多应归属为“近臣”。

　　“小臣”乃商代官制突出特色，商代内服“小臣”种类繁多，有据农时设置管理耕作、收获的“小藉臣”“小刈臣”，管理“众人”群体的“小众人臣”，为王驾车之小臣，担任将领之小臣（如小臣墙）等。商王身边的王室贵族可担任小臣（如小臣、小臣），方国部族首领也可能入朝出任小臣（如商金文中的小臣、玉琮所见的小臣妥等）。商代小臣的地位，与服务对象及担任小臣之人的身份有直接关系。小臣一直沿用至西周时期，后逐渐式微，是商周官制沿革的重要体现。

　　宰，亦属近臣，后世之“冢宰”或由此出。甲骨文记有商王在田猎中获得野牛后，将一部分赐给宰丰（“丰”为私名）。尹，本义为治理。商代中央有多尹，家族也有“族尹”。多尹承担“壅田”“作王寝”等农耕、建造及军事任务。尹官被历代王朝沿用并发展，如春秋楚国有“令尹”、汉代有“京兆尹”“河南尹”。商代的“卜官”，即甲骨文中的“左卜”“多卜”“卜某”（“某”为私名）等，应掌管占卜类事务。《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司理典册之官为“作册”，然作册多见于金文（如作册般甗、陶觥等）。作册之职也一直沿用至西周，但内涵有所发展。商代的贞人、卜人、作册等，即我们今天理解的“史官”。

　　商代军事武装有戍、多射、多马等，参与田猎、军事活动。甲骨文中的“戍某”为戍守部队长官，商金文亦见戍某作器（如戍嗣子鼎）。多射即射手部队，射某（如射）是其长官。商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流颇多，甲骨文中的“马”，也指军事组织，多马、多马羌为武装力量。马小臣、小多马羌臣即是管理这类武装的职官，后世“司马”即由此而来。此外，商代还有负责军事侦察的犬官，如甲骨文中的“犬登”“犬延”等。

　　外服设“侯”，是商代官制的另一创举。甲骨文见有侯、某侯、侯某、某侯某之称，如仓侯、侯告、攸侯喜等。侯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武官，负责在边境上监视敌方、守卫边土。商代的“侯”多属于归顺的地方土著族群的异族首领，其后逐渐演变为“诸侯”。侯应由商王任命，并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以应对边域上的突发情况。甲骨文所见“田”“牧”等职官的性质、演变路径，与“侯”皆有相似之处。设置小多马羌臣、侯等举措，表明商代通过官职任命方式将周边民族纳入自身政治体系，一些周边民族可能因此由政治认同而逐渐走向对商的文化认同。

　　此外，商代可能设有往来内服中央与外服地方的“史”官，如“我史”“大史”“小史”“西史”，“我史”曾征伐敌方，大史、小史曾受命“析舟”。甲骨文“史”“使”“事”三字尚未分化，故学界对“史”之含义有官名、使者、出使等不同理解。

　　官制运作和商代政治思想

　　“帝”是商代神灵体系中的“百神之君”，能左右风雨雷电、农业丰歉与王朝兴衰。但在商代具体国家事务实行中，则依靠王权与王命的下达，商王应是农业、军事等国家事务开展的最高领导者。商王在亲自视察农田、耕作、仓廪及组织大规模征伐与田猎等活动外，多数情况下会因时因事命人、命官或命族。

　　梁启超曾论及先秦政治思想史，如天道、民本，以至儒、道、墨、法诸家之仁义、无为、兼爱、法术势等内容。此后学界从金文、简帛、传世文献等材料出发，进一步考察了周代天命、德治、民本、中和等政治思想。先秦政治思想的发生可上溯至商代，任人不唯亲、选贤任能等政治思想，在官制运作中即有所体现。

　　商人主要生活在家族组织当中，商代确已实行“世官制度”。家国同构与世官制度的政治模式，在根本上决定了商王用人必须重视和依赖血缘关系。王室贵族便是受命处理政务的主要群体。不过，即便在技术世袭和权力相对垄断的背景下，商王用人又不局限于商人家族成员，对其他家族也委以重任。有学者就曾指出，方国部族人员在中央任职，又如商王任用沚族首领、望族首领乘作战，及前述任命地方土著首领担任侯官等。尽管有较多人才能够参与政务，商王仍关心并谨慎考量派何人执行相应工作，以及他们是否胜任王事。

　　虽然商代官制有“因时命官”“临事命官”“职人与职事不固定”等特征，但从殷墟甲骨文记载来看，一些人的能力较全面，如、雀组织征伐、祭祀等；一些人应更善战，如子画、子强、妇好等；一些人则长于农业生产管理，如、妇妌等；担任司工之山、善于养马驭马的北方族群，也都具有不同的专业能力。所以，通过占卜来决定何人开展政务，可能只是一种表象。人神沟通、占卜决疑的背后，蕴含了商代政治逻辑与思想，即在国家事务中对各类贵族、官吏等人才资源的合理调配和任命。

　　综上，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具备了一定基础，商代已产生较为丰富的职官，显示出官僚制度之雏形，且颇具早期政治思想内涵，对中国古代官制的形成与发展、“大一统”思想与制度的产生，均有重要影响。

　　（作者系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