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胡适写了一篇长文《说儒》（《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首次指出儒士与儒学与殷遗民文化宗教之间的联系，道明“小人儒”是穿着殷服，做着丧祭司仪（相礼）的一群人，而孔子作为“君子儒”则看到“周因于殷礼”，理解三代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以“吾从周”的精神担起“仁以为己任”的历史使命。《说儒》引用《左传》定公四年“祝佗”的一段话：“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认为祝宗卜史在入周以后的几百年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能继续保存殷商衣冠，也许还继续保存殷商的古文字言语，是殷礼（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与宣教师。今天，学术界已积累丰富的殷周甲骨文和金文（彝铭）史料，则可以进一步论述殷商这个“祝宗卜史”群体，也就是殷商史官阶层，在商周文化传承发展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以及他们对于儒家经典与思想的形成产生的影响。揭示这一点，将有助于中国古典学研究方法和理念的更新。

　　张光直认为，“从新旧文字史料来看，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同而小异”（《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此即孔子概括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商代史官对三代文明延续的贡献，及其对儒家经典与思想形成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从语言文字与思想概念层面，商代史官作为文字书写者与历史文化记录者，用古老汉字保存了殷商国家、社会、宗教、生活等各方面的术语，成为春秋战国儒家思想中基本范畴的直接来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谓“儒者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儒家的政治理念讲王道，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儒家重视人伦，有一套祖妣父母兄弟的亲属称谓体系；儒家以“中”为智慧，将“允执其中”作为行事指南；儒家的礼仪以“祭”为首，宗教观念有上下神祇，凡此种种，均可落实到文字记录的概念上，也都能追溯至商代史官的书写系统之中。殷墟甲骨卜辞与殷金文中，“王”本义为“大钺”，象征王权；祖妣父母兄等亲称比比皆是；“子”与“小子”则是大小家族长的尊称，“小子”敬称“子”为君；大中小、左中右、东南西北中是常用的排行、方位概念，反映出“中”的独特性；“下上”指天地神灵与后世儒家相同；“祭”（意为以手持肉）等众多祭祀用语，如祭、告、祷、禦、禴、宛等，在西周甲骨、金文中屡见不鲜，反映了殷商祭礼在周代的延续。由是可知，儒家思想概念体系若反映在具体文字上，均可从殷商史官书写卜辞、彝器铭文中寻绎到其源头，故今日儒学研究必须考察殷商文字，方可追根溯源，进而理清中国古典学术流脉。如殷墟卜辞常见新旧之别，可举新豊（礼）旧豊、新宗旧宗、新庸旧庸、旧老臣之例，此类材料对于阐释儒家新旧观念，如器唯求新、人唯求旧，是有帮助的。

　　其次，商代史官记言记事之笔法，既存于殷墟甲骨文与殷金文之中；待武王克商之后，殷人史官又效力于周天子、诸侯，所书典册训诰复又抄录于铜器之上与彝铭之中，皆可与儒家经典相对读。司马谈云，“儒者以六艺为法”，《汉书·艺文志》谓诸子十家出于王官，今以甲骨金文等殷商西周出土文献核验，此言不虚也，以下略举数例。如上所述，周公曾分殷遗民中的祝宗卜史给鲁侯，故鲁侯的大史就是殷遗民中的史官，其祖先曾担任殷商作册之职。职是之故，鲁史《春秋》记事笔法与殷墟卜辞多有一致，此应为春秋学与甲骨学研究所重视。旧多谓《春秋》断烂朝报，或云卜辞简短，是未谙史官之真意也。《春秋》常书之事，如日有食、有年、大雨、有疾等，均可与甲骨文对读。其最典型者为卜辞所载“敌方侵、伐我鄙”之特殊文例，在《春秋》经中可谓史不绝书，如“齐人侵我西鄙”“狄侵我西鄙”“邾人伐我南鄙”等不胜枚举。据此杜预所列《左传》“五十凡”，如“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等等，均可结合甲骨卜辞来研究辨析。甲骨文中疑难字词也可结合《春秋》来认识，如陈剑释“翦”（或释 “捷”）之字，吴振武、冯时认为是以戈断首之意，冯时训“灭”，结合“五十凡”的“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来看，颇为合理。

　　武王克商后，殷遗民强宗大族与作册史官均望风归服，如昔日镇抚东西的举、丙二族即臣服于武王、召公、燕侯，近出丙族所作义方彝、义尊可为明证。著名的微史家族，在武王甫一灭商之际就来投奔，武王命周公将之安置于今周原区域；鸟丙册之族的作册夨令臣事周公、周公子明保（意为光明的太保，又称明公），他们是大批殷遗史官时代命运的写照。这些“殷人”史官世代传承，既保留殷商文字、制度、礼仪供周王与姬姓贵族所用，如前引周天子沿用殷商大祷、大禴等大祭祀，又如周王与周人贵族模仿殷商赐贝、赏贝，模仿殷人铸造华丽的青铜酒器（如盠方彝）并云“作宝尊彝”；同时这些史官又积极吸收周人的姓氏、排行、名字、历法（月相）等文化因素与册命训诰制度，用在西周早期典册文书的撰写记录之中，正像胡适《说儒》指出的，殷周两大族群“自觉的同化，与儒这一阶级与职业有重大的关系”，他所说的“儒”即商代史官。入周以后，作册等殷人史官按照西周统治者的意愿，将周人政治理念、文化制度融入王朝文书，因此，西周早期金文除了模仿殷金文，也不乏记述天子诸侯册命、训诰、赏赐的长篇大作，如大盂鼎、宜侯夨簋、何尊铭文，李学勤说进入西周金文字数马上拉长了，原因即在于此。学术界常说，数百字的西周金文抵得上一篇《尚书》，实际上其内容也多有雷同，如毛公鼎与《文侯之命》就可以对读比较。同理，西周金文也可与《诗经》的《周颂》相互联系考察。这都是殷商史官投身于西周文书撰述与礼乐实施的结果，为中国创造了《诗》《书》等文化经典。研究西周金文也离不开《诗》《书》的启示，如大盂鼎“勿像*（此字又见叔像*方彝，《集成》9888）乃辟余一人”颇为难解，或与《盘庚》“唯汝含德，不惕予一人”有关，“惕”或为“愓”或“慯”的讹字，如“余一人”讹作“予一人”，据此鼎铭似可读为“勿傷（伤）乃辟余一人”。

　　最后，殷商史官对宗教观念的传承，对战国秦汉儒家政治学说也有深刻影响。如商代有上帝统领东西南北四方神与商（中土）社神等五方神灵（即“帝五臣”）的观念，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秦汉。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指出，秦国建立四畤祭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此后刘邦又增加北畤祭祀黑帝，汉武帝将五色帝列为皇天上帝太一的佐神。再如，西周天命观念认为上帝授予文王统治四方万邦的大命，微史家族的史墙就把文王受命记述为“曰古文王，初盩龢于政，帝降懿德大屏”（见于史墙盘），其中“懿德”就是帝命（帝居于天，故也作“天命”）的实际内容，即上帝给予周天子统治下土的权力，指天子统领诸侯、诸侯统领大夫的一整套“大一统”政治秩序。因此，春秋楚庄王问鼎中原，周定王派遣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强调天子管辖诸侯、大夫的秩序未变。西周时期，世家大族宣称“帅型（继承）祖考之德”，也要在政治秩序中保持其地位与家族势力，使之不坠。因此，殷人史官在西周时代不只是绍继殷商旧制，也结合周人文化与新制，系统构建出一套敬天法祖、尊王重德的思想理念，成为后世儒家政治学说的渊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科资助计划（DF2023YS15）、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G16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