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是在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安排。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如何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激活发展新动能、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已成为关系全局的重大课题。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制度型开放、贸易投资创新、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核心维度，深入探讨“十五五”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

　　深化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涵与关键标志。“十四五”以来，从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的落地生根，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自贸区建设方面，自贸试验区从“先行先试”到“成熟推广”的机制化探索进入新阶段。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看来，这不仅在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上实现首创性突破，更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的探索，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协同发展创造了系统性条件，彰显了我国开放体系的韧性与活力。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步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严兵从外资利用实现“量质齐升”层面梳理了这一进程。比如，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做“减法”，制造业领域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服务业开放稳步扩大；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代表的高水平开放平台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涵盖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关键领域，这些“试验田”的成功经验，正逐步转化为全国范围的“丰收果”。

　　进入“十五五”时期，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亟须向纵深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苏庆义认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领域将集中在服务贸易、投资和数字经济三大板块。要积极对标并参与塑造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进行压力测试，推动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规则的高效衔接，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包括环境、劳工等在内的各类标准与国际对接互认，为全球经贸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构建高效顺畅的“试点先行—经验复制—全国推广”全链条机制，是确保制度型开放红利充分释放的关键保障。在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陈琳看来，要强化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作为国家“压力测试区”的战略功能，其建设重心应从初期的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向更深层次的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等制度集成创新拓展。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创新成果评估与联动推广机制，将各地“特色案例”系统整合为可在全国范围应用的“行业最佳实践”，真正实现改革开放经验从“点上突破”到“线上延伸”，再到“面上覆盖”的跨越式发展。

　　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全球经贸规则体系面临重构。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主动对接国际”与“保持自主可控”，实现制度型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推进，是一道现实考题。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罗长远提出，“十五五”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深度对接并履行好已签署的各项自由贸易协定，动态对接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的现实需求，灵活对接不断演变的全球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妥善应对国际规则适配与国内制度调整的双重挑战，在开放中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激发贸易投资新动能

　　面对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调整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培育以数字、绿色为代表的新贸易形态，优化双向投资布局，是激活高质量发展内在动能的重要抓手。以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正成为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茹玉骢分析称，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协同、跨境支付清算等关键环节，为贸易全流程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与此同时，我国在数据合规治理、跨境支付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为数字贸易的长期健康发展构筑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新贸易形态的培育将有力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在推进过程中仍需突破一些关键障碍，如数字贸易便利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有待加强。此外，广大中小企业在拥抱数字化、绿色转型过程中，合规意识和能力相对薄弱，亟须政府、行业协会等多方携手，建立健全针对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的新型合规风险预警与帮扶机制。

　　双向投资的协同与优化，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至关重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尹志超认为，必须统筹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一方面，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特别是加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引资力度。另一方面，引导对外投资合理有序布局，支持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两者协同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掌控力。茹玉骢补充道，当前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高端要素的集聚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正从过去以获取品牌、技术、资源反哺国内为主的“中国动力+全球资源”模式，积极转向更加注重本地化研发、生产、运营的“全球化企业”模式。在此背景下，要打造“投资中国”的全球品牌，持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吸附效应；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全球资本提供更具成长性的投资空间；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构建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资生态系统。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推动跨区域合作、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最活跃变量之一。

　　苏庆义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秉持市场化原则，坚持企业作为主体，政府搭建平台、提供政策支持，最终使参与企业获得合理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市场为主，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服务与规范作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认为，要实现从“项目驱动”向“机制协同”的升级，加快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协同落地，强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协同推进机制，推动共建模式向更加注重“本地化融合、包容性增长、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转型。

　　筑牢开放型经济根基

　　开放型经济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高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陈琳认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促进国内大循环主要有三重作用——“促改革”，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倒逼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扫清体制机制障碍；“优要素”，通过开放，凭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先进技术、创新资本等优质生产要素流入，与国内要素深度融合，提升国内要素配置的整体效率；“强产业”，通过开放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打造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提升话语权，是为我国发展营造更加有利外部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刘江会认为，未来开放的重心应从传统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现代化与国际化为主的制度型开放。我国应紧紧抓住全球规则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尚未完全定型的“窗口期”，依托我国在新能源、5G/6G通信等领域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积极参与乃至主导相关国际技术标准、产品标准的制定。同时，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强化金融基础设施韧性、健全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等，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进高水平开放。

　　尹志超提出，提升治理话语权，要始终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引擎，如打造具备强大国际资源配置功能的高能级开放平台，使之成为规则创新的“策源地”和“输出地”；通过深化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将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竞争政策等新议题纳入其中。同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对接与发展战略对接，构建更加稳定、友好、互助的国际发展环境。

　　当前，尤其需要在经济增长前景和地缘政治关系两方面为国内外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罗长远认为，我国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已形成一定先发优势，要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这些领域对全球创新要素的“磁场效应”。同时，纵深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双向贸易、投资的均衡发展，全面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综合效益。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安全可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生态体系，让中国供应链深度融入世界，也让世界优质要素牢固嵌入中国发展进程，在开放合作中筑牢共同安全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查建国 陈炼 段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