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西夏地处丝路要道，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汉藏文化、西域文化等的交融交汇之地，形成了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西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金银器就是其中的重要表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西夏墓葬、窖藏等遗址中，陆续发现了164件西夏金银器。这些金银器作为辽宋夏金时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物质载体，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明基因，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

　　根植中华文脉的西夏金银器

　　目前已发现的西夏金银器实物共164件，其中金器68件、银器96件，类别丰富，构建起完整的金银器谱系。各类器物中，装饰品数量居首，含冠饰14件、发饰25件、耳饰16件、臂饰1件、头饰2件、带饰19件、嵌松石银菊花饰2件、金银饰件20件；另有马具2件、棺饰6件；饮食具包括碗7件、钵5件、托盏5件、银箸2件；宗教用具有银舍利盒2件、金造像1件；日杂具含金指剔1件、银洗4件、银匜2件、银质针囊1件；货币类以25件银锭为主，符牌类为2件银质符牌。此外，西夏石窟壁画、黑水城艺术品等绘画遗存及相关历史文献中，还记载有大量类型多样的金银器，涵盖冠饰、发饰、器皿、供养器等诸多门类。其中，既有源自辽宋的金银冠、金涂银腰带、金花银匣等器物，也有西夏自制的饰品、饮食器、宗教用品、日杂器、货币及金刀等武器。这些图像与文献资料不仅为考订考古出土的西夏金银器实物提供了有力佐证，而且进一步丰富了西夏金银器的类型谱系。纵观西夏金银器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在工艺和技术等多个维度继承并创新了中华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在制作工艺上，西夏金银器植根于中原传统工艺体系。西夏工匠在学习借鉴唐宋金银器精湛工艺的基础上，熟练掌握了铸造、锤揲、錾刻、镂雕、掐丝、鎏金等十余种核心技艺。1997年出土于银川海宝塔南侧的迦陵频伽莲瓣联珠纹金头饰，便是工艺集大成之作，融合了锤揲、镶嵌、铸造、焊接、抛光等多种复合型工艺，尽显技艺的精妙。闽宁村西夏墓出土的12件鎏金银带饰，采用正面鎏金、背部露银的工艺，鎏金层极薄且与器物表面紧密贴合，这种工艺直接源自唐朝的“金涂”法，是对中原传统鎏金技术的完整承袭。西夏陵6号陵出土的荔枝纹金牌饰，主纹为荔枝纹，地纹采用珍珠地纹工艺，这种以微型圆錾刀精工细凿密集圆形凹点的技法，是唐朝金银器装饰领域的独创，西夏工匠将其熟练运用，充分展现了对中原先进工艺的吸收与传承。此外，锤揲成型、焊接、镶嵌等核心技术，均可在中原历代金银器中找到清晰源头，有力证明西夏并未割裂中华文明的工艺传统。

　　在装饰纹样与造型设计上，西夏金银器始终围绕中国传统审美范式展开。器物纹饰多选用牡丹、莲花、荔枝、菊花、梅花、凤、双鱼、回形纹等具有吉祥寓意的中国传统纹样，同时巧妙融合其他文化元素进行创新。闽宁村西夏墓的鎏金银带饰，正面采用双模凸压中心对称的卷云纹，这种纹饰经商周云雷纹、秦汉云气纹、隋唐卷草纹逐步发展而来，西夏带饰的卷草状云纹造型呈现“S”形轴对称分布，与唐朝“卷草纹”的风格如出一辙，体现了对中原传统纹饰的深度继承与发展。造型方面，西夏折股钗、曲角钗的形制与宋代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清晰展现出一脉相承的审美传统。

　　西夏金银器以丰富的类型构建起完整谱系，在工艺传承、纹饰造型上承袭中华文脉，生动体现了西夏与周边各民族在交流融合中共创共传中华文化的史实，为解读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独特的实物资料。

　　西夏金银器见证中华文明连续发展一体演进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植根于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认同。西夏金银器清晰展现了西夏对中原制度、工艺与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构建起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根基，是辽宋夏金时期中华文明连续发展、一体演进的重要见证。

　　在制度层面，西夏金银器管理体系与等级规范一脉相承于唐宋。西夏建立后，仿唐制设置文思院和工院，由政府统一负责金银器加工与管理。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对金银器的制作、管理、使用及损耗制定了详尽的法律条文，将这种制度化管理推向成熟。而“器以载道”的政治伦理在金银器使用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明确规定金银器的使用要严格遵循等级规范，仅限皇室宗亲、宰相、经略等上层贵族使用，如《天盛律令》规定：“一般官吏、百姓不许使用金器，建房不准用金饰，不许随便使用镶金、镂金或镀金之物……”平民阶层严禁使用金饰，且依官品等级而授。如皇太子授100两金印，中书、枢密授50两银印等，这正是对中原等级文化与礼制文化的直接继承。

　　西夏对中原金银器礼仪制度的认同，形成了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共同体。《宋史·舆服志》明确将荔枝纹纳入官方服饰体系，作为三品以上官员的等级标识。据《宋史·夏国传》记载，李德明曾获得宋朝赏赐的“金荔支带”，西夏陵6号陵中也出土了荔枝纹金带饰。出土实物与文献记载互证表明，西夏延续了唐宋以来的舆服制度，将自身纳入中原“天下观”的等级秩序中，不仅接受了中原的等级标识，更将其融入礼制文化，使“金玉为贵”的价值观念和所体现的礼仪制度文化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工艺传承上，西夏金银器的核心技术完全源自中原先秦至唐宋的工艺体系。锤揲、錾刻、鎏金等关键技艺，自春秋末期萌芽，经汉代成熟，在唐代广泛应用。西夏工匠不仅完整承袭这一技术，更将其与镶嵌工艺结合，制作出菱形嵌绿松石鎏金银饰这样的精品。西夏金银簪的制作工艺、造型与唐代、宋代金银簪同属一个造型谱系，证明西夏是中原工艺传承的重要载体。此外，西夏金银器的核心纹饰与造型均源自中原经典范式。海棠形镶嵌座可追溯至北魏，经唐代和辽代发展，被西夏创新为装饰构件，使海棠形这一中原文化符号在宋、辽、西夏等多个政权中流传，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标识。圆珠纹底衬、连珠纹边框等中原经典装饰元素的广泛应用，表明各民族在审美趣味上已形成共同取向，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审美内核。西夏金银器的重量铭文与衡制标准，与唐宋辽金保持高度一致，灵武石坝出土的银器和武威出土的银锭，印证了经济制度层面的连续性与统一传承，进一步夯实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基础。

　　西夏金银器展现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命力，在于兼容并蓄的包容特质与互鉴共生的创新精神。西夏地处农牧交错带和丝绸之路中枢，成为中原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与丝路文化的交汇点，西夏金银器在多元文化的有机整合中实现了功能、造型与寓意的创新，更成为各政权和平交往的重要媒介，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创新性与和平性，为多元一体格局注入持续演进的动力。

　　在装饰设计上，西夏结合自身文化，对乐伎、化生童子、摩羯、妙音鸟、龟、仙鹤等佛教与道教文化进行了融合创新，为书写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了新的图样形式。西夏陵出土的金鞍饰，形制借鉴唐代高鞍桥造型与辽代马鞍包边样式，但又摒弃了唐辽金银器“满地装”的繁复纹饰，采用素面无纹设计，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质感与实用功能。这种“去纹饰化”的创新——将鞍桥包边设计为拱形与曲折结合的结构，预留钉孔便于固定于木质鞍体上，既满足游牧民族的生活实用需求，又以纯金材质彰显尊贵，实现了实用与审美的结合。西夏金银饰品大多有镶嵌绿松石的装饰习俗，这与辽、回鹘、吐蕃等草原民族的审美传统一脉相承。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银饰，将唐代海棠形饮食器的造型转化为镶嵌绿松石的装饰构件，中间镶嵌绿松石，周边饰卷草纹与菊瓣纹，使容器造型转变为装饰构件，赋予其“包容华美”的新寓意，形成了独特的“海棠形+绿松石”组合样式。

　　丝路文化的融入进一步拓展了西夏金银器的包容性维度。西夏通过丝绸之路贸易，吸收了西域的宝石镶嵌技艺与审美趣味，鎏金银饰中的绿松石原料可能来自西域，而镶嵌工艺则与西域金银器制作技艺存在关联。1997年，银川海宝塔南侧出土的迦陵频伽莲瓣联珠纹金头饰，融合了锤揲、镶嵌、铸造等多种复合工艺，整体呈圆弧形装饰带，两侧饰细密联珠纹，中间有桃形镶嵌宝石座，座间饰莲花纹，一端为立体迦陵频伽像，人首鸟身，披绶带、展羽翼，造型精美绝伦。这一艺术形制吸纳了佛教文化与丝路艺术，呈现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其精湛的工艺与多元包容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

　　在10—13世纪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格局中，西夏金银器更成为各政权和平交往、友好互动的重要媒介。西夏与宋、辽、金保持宗藩关系，金银器是双方对外交往的重要礼物。李继捧率领族人觐见宋太宗时，其祖母献金盘等物，太宗则厚赐白金、帛、钱等。李德明时期，西夏向宋朝进贡马匹、骆驼等牲畜，宋朝则回赐金带、器币等物品。辽朝为“联夏制宋”，与西夏和亲，西夏遣使进献回鹘僧、金佛、佛经等，辽朝则回赐金腰带、金涂鞍辔等贵重物品。金朝与西夏建立宗藩关系后，金银器也成为朝贡回赐的重要物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使来往门”规定，对西夏使者出使他国收取金银器等物品作出规定，反映出西夏通过制度规范来维护和平交往秩序的意愿。以金银器为代表的物质交流，推动了各政权间的技术传播、文化认同与经济互补，形成相互促进、交融发展的生动图景，印证了中华文明爱好和平、追求和合共生的特质。对使者，彰显了维护和平交往秩序的意愿。

　　西夏金银器作为辽宋夏金时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遗存，以丰富的类型、深厚的文化基因与鲜明的文明特质，从传承中原文化基因到兼容多元文化元素，从工艺制度创新到承担和平交往媒介，西夏金银器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在各民族交流互鉴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演进逻辑。这些璀璨的西夏金银器不仅是西夏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各民族共创共传中华文化的历史实证，为阐释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突出特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支撑。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多元文化视域下的西夏金银器研究”负责人、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